中国企业的“内圣外王”之道（2-1）

目  录

当代企业家的义利观
天救自救者
——布达佩斯俱乐部第一份报告述评
经济学智慧放射人文光彩
——浅论斯蒂格利茨和信息经济学
当代企业启示录
---杜拉克与中内对话录摘要---

    《世界首富成功62目》代序

    从堤义明说起

    《经营之圣-稻盛和夫论新经营·新日本》摘录

    日本企业精神与中国禅文化

    日本民族的内圣外王之道

    《菊与刀》摘录与阐释

    中国企业家内圣外王之学的方法论

    中国脑能开发研修内容简介
当代企业家的义利观
王绍璠
   企业不能不谈利润，因为企业本身就是要创造利润的。然而，利润远非唯一的目标，它从来就是一种手段，一种达到更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手段。

    只有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企业才会把利润当作企业的生存目标。这种企业注定是失败的，虽然他们在财务报表上显示了唯利是图积累之下的成功数字，就像在沙滩上雕塑成功的城堡，是短命的，经不起严峻的考验。

    因此，高明的企业，不标榜利润，而利润即在其中，因为在“手段利润”之外，还有更大的“价值利润”——这是企业赖以持久发展的根基所在。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本来就是不二的，合而为一的：义在利中，利在义中。义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阴”和“阳”一样。《易·系辞》所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也如现代物理学所谓：“质能不二”的论断。企业也才有可能由极小的“手段利润”焕发出最大的“价值利润”，为社会经济作出贡献。这才是企业的经营之道。

天救自救者

——布达佩斯俱乐部第一份报告述评
闵家胤
    在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系列报告，提出了“全球问题”，其基本含义是：随着世界各国仿效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在和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出现三个负面效应——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如果不加控制和改变的话，人口上升的曲线同生命支持系统能力下降的曲线迟早会相交，全球生态系统将达到突变分叉点，将会爆发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危及人类的生存。仿效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形式，E·拉兹洛在1996年成立了布达佩斯俱乐部，致力于录求解决全球问题的济世良方。该组织在2000年发表了它的第一份报告《第三个1000个：挑战和前景》。现在这份报告已翻译成中文，纳入闵家胤主编的广义进化研究丛书（第一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这份报告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的危机实质上是西方文化的危机，西方人意识的危机。西方文化有两条主要的根------希腊文化的根和犹太-基督教的根。希腊文化最大的贡献是逻各斯和测量，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发现宇宙规律（逻各斯）并据此支配自然。古希腊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积极享受生活的，甚至是放纵的。犹太-基督教增添了一个上帝，并在人类和他们的上帝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却令人类同自然界疏离。在《圣经·创世记》中，上帝命令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后代，“能结果实和繁殖，充实地球并降伏它；主宰海中的鱼和空中的鸟，以及在地上运动的一切活物”。近代西方文化的始祖伽里略、培根、牛顿等人都主张发现自然的秘密为人类的利益服务，再加上基督教勤奋工作的伦理，便开创出现代科技文化。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一直存在“新石器时代的幻觉”，相信大自然有无限的资源和无限的承受能力。这些就是造成当前危机的坏根。因此，我们有必要，也必须从文化和意识的根上解决问题。

    为此，报告对个人提出了新诫命：想到全球，负责任地生活。再不能“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或者“像富有的人那样生活”，而是要“以所有其他人均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这是一条古老的格言，出自印度教的《悟般尼莎经》。这条新诫命显然要求富人，特别是西方的富人，再不能不加节制地穷奢极欲，暴殄天物，而是要带头回归比较节俭的生活；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不要盲目地追求西方生活方式。

    对企业的新诫命是：创造一种责任的企业文化。要承认“企业是作为包括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运作”。要认识到企业的运作如果损害社会和环境，最终会倒过来损害企业。因此，企业再也不能只关心企业主、股东和从业人员的利益，要有“深刻的社会和生态责任意识”，并“对社会和环境问题承担责任”。这就需要创造新型的企业文化，特别是企业伦理。

    对政府的新诫命是：扩展政府的视野。各国政府要把眼光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区域联合体、网络社会、全球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对于涉及人民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的和经济的公平，及当地资源利用方面的问题，国家政府的权力下放是迫切而重要的。对于应付我们时代的两个迫切问题：和平与安全，及生态可持续性，权力上交又是急需的”。要建立区域安全体系，节省军费开支用于治理环境，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维护生态环境的集体行动。对社会的新诫命是：采取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要从对现代科技造成的后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要从对现代科技造成的后果的反思中产生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这是一种生态价值和生态伦理。其中心信条是：“保持人类主要需要和需求所需的资源与自然的生命支持循环圈和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报告引用1997年11月28日来自70个国家的1670个科学家，包括10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签署的共同声明说：“需要一种新伦理，这种伦理必须驱动一个伟大运动，说服不情愿的领袖们和不情愿的政府们，以及不情愿的人民，自己来实现必须的改变”。这种对自然的新态度转换成搏弈论的语言就是双赢搏弈——我赢你赢，而不是我赢你输，亦即从人类与大自然被动的共存转换成主动的互存。

    总之，如果说布达佩斯俱乐部在它的第一份报告中为人类找到了什么解决全球问题的济世良方的话，那就是“意识革命”。既然人类的科学、技术、经济及相应的社会和生态问题都是人类的意识造成的，那么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依靠人类的意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应了中国的两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天助自助者”。

将后一句话加以点化就是“天救自救者”。早在1990年2月21日，捷克总统、作家瓦克拉夫·哈维尔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演讲，他就说过：“没有一场人类意识领域内的全球革命，——一切都不会变得更好……这个世界将迎头走向灾难——生态的、社会的、人口的灾难或文明的总崩溃——将不可避免”。

经济学智慧放射人文光彩

——浅论斯蒂格利茨和信息经济学
[香港《信报》10月12日文章]题：鲁滨逊是诚实的吗？——浅论斯蒂格利茨对经济学的贡献

（作者 熊秉元）
    自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市场的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资源上的神奇功能慢慢为人所知，可是，经济学家却一直无法以精确的方式呈现出价格机制的特性。


福利经济学的盲点

    1953年秋天，经济学界泰斗之一阿罗教授由美国东岸飞到加州，和另一位大师德布勒碰面共商大计。福利经济学的定理（通称阿罗—德布勒定理）就此诞生。

    现在想来，他们的慧见也很简单明了：社会上有两种人，生产者和消费者，只要消费者的偏好和生产者的技术具有某些合情合理的特性（边际效用递减、边际报酬递减），那么，在消费者追求自己效用而生产者追求自己利润的前提下，一定有一套价格体系，使社会上的资源达到最有效的使用状态。

    虽然阿罗和德布勒因这一重要贡献得到诺贝尔奖，不过他们的理论却有一个盲点：他们假设信息是完整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拥有充分的信息，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1961年，经济学界的才子施蒂格勒为文指出：当消费者要买冰柜时，必须去逛几家电器行、搜寻很久，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另一方面，厂商为了赚钱，会以广告宣传促销造势等各种方式来提供信息。在广泛的意义上，中介公司和大众传播、报章杂志等“信息产业”，都是在减轻信息不完整所造成的问题。施氏在“搜寻理论”上开创性的研究，是他日后得到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

    当施蒂格勒在美国经济学界大展长才（施氏身高近两米）时，英国的莫尔利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突破。他指出，因为政府拥有的信息有限，所以在设计税赋时，要考虑到信息不足所产生的“诱因问题”。譬如，如果民众在行为上可能的选择有A、B、C三种，而政府希望民众选A，那么，政府就必须先对A、B、C三种方案设计安排，使得对民众而言，A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信息经济学的亮点

    即使施蒂格勒、莫尔利等人的研究反映信息的重要，可是，阿罗-德布勒定理依然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奉为圭臬，一直到斯蒂格利茨出现。对当代的经济学家而言，“斯蒂格利茨”和“信息经济学”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在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辞典、手册、索引里，“信息经济学”这一项几乎都是由他撰写。

    从小事可以看出他的功力。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为斯蒂格利茨所写的推荐信只有一句话：“敬启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比我聪明！萨缪尔森（签名）。”

    在横跨15年左右的时间里（1974年—1989年），斯氏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修正（“推翻”是较精确的字眼）了阿罗和德布勒的理论。斯氏的慧见可以简单归纳如下：因为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称，所以，第一，即使市场里有人想买、有人想卖，但是交易不一定会发生；第二，即使交易发生，可能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第三，当市场机能不能发挥作用时，“非市场”的机制可能应运而生；不过，这些非市场机制可能会造成愈益反损的结果。

    斯氏认定，其政策涵义是：市场机能和非市场机制都不一定能发挥作用；政府可能拥有信息优势，可以以政策改善资源运用的效率。也许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斯氏曾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延揽为经济顾问。不过，他由学理上的慧见到政策涵义之间的推论，并不见得很有说服力。对于推崇市场机能、认为政府应该靠边站的哈耶克，以及强调官僚不是天使、“政府不见得会为民造福”的布坎南而言，斯蒂格利茨关于政府的见解大概不脱“天真”、“无知”之类的形容。

    斯蒂格利茨得诺贝尔奖不是早晚的问题，而是会得一个或两个的问题。对经济学家而言，由施蒂格勒、莫尔利、斯蒂格利茨等人奠基的“信息经济学”固然是经济学的重要慧见却几乎只是“常识”：

    男女交往有人想娶、有人想嫁，但却不一定会成婚。

    不能让同一个人买太多的保险，否则他容易主动或被动地发生意外。

    在市场里的金融体系借不到钱，就找非市场的地下钱庄借钱、或向亲友筹钱，结果却不一定好！


现代经济学的新理念

    因为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称，人和人之间需要沟通对话，以取得信息。而且，因为不知道别人提供的信息是真是假，只好借着“对方是否诚实”来间接地解读对方所提供的信息。因此，“诚实”这种德性，是人际交往之后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工具”。为了放出“自己是诚实的”这个信号，人还会以生理上的一些特征来搭配（说谎时会眨眼、脸红、冒汗等等）。

    在198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费兰克出版了一本名为《理智驾驭下的情怀》的著作。传统经济学探讨人如何选择牛奶面包，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分析人会选择多少子女，费兰克则是更上层楼。他指出，聪明的人不但会选择“外在世界”的东西，也会选择“内在世界”的东西：人会有意识无意识地选择对自己而言情绪结构上最好的“功能组件”，以自求多福。

（摘自《参考消息》2001/10/18第四版）

当代企业启示录

---杜拉克与中内对话录摘要---
……

    “创造客户”的观念，让我顿悟到企业存在的意义。

    我的责任之一，是在协助中国人从忙碌的终日只能温饱渴的现况，转变成富裕的生活型态。

    我现在再一次领悟企业家于企业内所肩负的责任和功能时，这种热忱再度充满我心，这不但是一个重大责任，也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挑战。

    经由流通业的现代化和服务消费者和社会精神的提倡，是可以达成和谐世界的境界。


    这种长时间累积下来的智慧，可以和个人的工作相结合。如果企业家们不朝此方向努力，同时他们也没有如此恢宏大量地去承担此项责任，那么，再怎样谈论企业、经济、社会、国家的复兴，甚或对人类世界的贡献，都是形同空谈，毫无实质意义。

    企业经理人是否领悟或具有此种应负的责任，是重振日本的关键。


    日本必须再来一次文化革命。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架构，可以让员工在其中创新，让员工还年轻对就能从事新产品的开发。

    要矫正日本的企业文化，必须创造一种企业环境，不仅有专业技能的员工，还要其它全体员工都能加入创新行列。

    真正能达到创新效果的人，为数不多，这类人通常充满独立精神，并且努力在组织的建制外展现自己的才能。

    企业必须长效地给予一般员工提供创新的机会，并让他们乐于尝试。

    对企业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不论成本如何变动，公司都应以知识的提升来提高整体的生产力，而不只是裁员，而是经由不断广泛地重整机构，将经营不善的企业成功地扭转过来。

    日本企业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重新鼓舞许多“一般人”，使他们更有效能。
……
《世界首富成功62目》代序
王绍璠
    自有生民以来，经济行为和文化精神就是人类生活和生命中的两大支点。

    经济行为支撑起社会生活的富足和发展，文化精神支撑起人文生命的成长和光大。

    社会生活的富足和发展，有利于人文生命的成长和光大，人文生命的成长和光大，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富足的发展；像海运南徒大鹏的双翼，如路驰北疆战车的对轴，社会生活和人文生命，相辅相成，相得道影，作用互补，缺一不可。

    人介于天地之间，参天地而化育，顺应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轨迹，循环往复，向无限的未来延伸；生活得以安适，生命得以滋长，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万古不移的人类生存法则。

    生活在廿一世纪新经济时代的人们，虽然信息、基因等日新月异的科学和应用技术，如同爱因斯坦有名的公式：E=MC2所揭示的：微小的质量也蕴含着惊人的能量。人类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与人文生命正在快速地多元变化，但是，始终作为主宰地球和人类命运的，还正是人类自己。

    人类的生活和生命，并不曾因未来的来临而断然与过去告别，恰恰是人类毕竟还得从过去的生活和生命之中汲取供给未来的养份，而使得未来更加灿烂。

    宇宙从未来回到过去，人类从过去走向未来，乃至过去和未来没有“国界”。

    作为现代日本人的堤义明，正能说明在茫茫宇宙中，在芸芸众生里，如混沌理论所说：一滴始自东方清晨的露珠，就能带来一场来自西方黄昏的暴雨。

    不错，堤义明的确是来自东方清晨的一滴露珠，正如同一时代的松下幸之助所说：“堤义明君是集创业与守业于一身的第二代，他身上所特有的帝王素质，如果是在古代，他就是中国唐太宗那样的活世明君。”

    如索尼的盛田昭夫所说：“当今日本年轻的企业家中，没有多少人可以像堤义明那样有胆识，有才华，有决断力。”

    同时，盛田昭夫又不无感叹“既生瑜，何生亮”，“我的最大不幸，就是我生在与堤义明同代。”

    堤义明从中国古代的哲人一荀子身上，得到智慧的启发，经过几番涵养，终于成就他一生的事业和使命。

    正是东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还是如此。

    正是过去的荀子，营养了未来的堤义明；古为公用，今又成古，过去与未来的时空交变，也正是人类社会生活和人文生命的再现。毕竟人类是个共同生命体，更是个统一的家族和天下，古今时空，东西世界的分立，也只是一时的变通，未必是人类文明的终极。

    东方的成功，少不了西方的成就，西方的成功，少不了东方的成就；未来的成功，少不了未过去的成就，过去的成功，少不了未来的展现。

    因此，古往今来，东西世界，交融着利来攸往的共命慧，社会的生活是如此，人文的生命是如此；本来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本来就是“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人类的文明何由而来冲突，人类的生命，何由而有差异？

    堤义明自己曾说：“我的成功来自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另一个是中国哲学家荀子。如果说提康次郎是我的父亲，那么荀子就是我的教父。”

    可以说，堤义明成功的一生，正是突显现了时空地域交融互变的因果：腐朽而可转化成新奇，过去而可创新成未来。但是要在一个特定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完成，那就是：放下自我，提起人类，承担过去，展现未来。
  从堤义明说起
  堤义明：我读过许多中国古代圣贤的著作，荀子的文章读得最多，从他的思想中，我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你信任对方，就能得到对方的信任。这种信任就是善的说明。

    荀子虽然主张性恶之说，其实他是在积极督促世人，要注重后天的自我修养，要以自律约束自己行为，通过培育修养和实行修养，才能摆脱人类恶的本性。
“上升的西武”：

    父亲的智慧真的在我之上，在那么艰难的大环境里，他却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曙光，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发展之路。

——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从废墟中找到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