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暴露出的九大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瞭望》新闻周刊日前深入山东、河南、江西、陕西、吉林、内蒙古等地进行了专题调研。从各地实践看，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同时存在一些倾向性问题，其背后则是基层政府在认识、方法上的偏差以及工作作风的不切实际。及早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方能真正取得新农村建设实绩。
    问题一：行政资源“垒大户”，试点村难以“以点带面”。不少基层干部在谈论如何开展新农村建设时，不约而同想到的都是先建设“富村”。在有的乡镇，“后进村”的群众常年喝不上一口干净水，干部们却在讨论选择一个“先进村”开展亮化、美化工程。建设新农村，很多方面需要规划先行、试点起步、稳步推进。但是，如果只抓“试点”，不做好“面”上的基础工作，急于树“形象”出“政绩”，缺乏科学发展观，对新农村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深刻认识，则往往会走偏，以至于出现用行政力量“垒大户”，把有限的资源过分集中在少数试点上，从而造就一批“好是好，就是学不了”的典型，甚至人为地造成农村内部的“二元分化”，这就背离了新农村建设的初衷。
    问题二：部分地区举债搞建设，农民负担反弹。中央明确要求，新农村建设要坚持量力而行，不能举债搞建设。但在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中，一些乡村干部和农民正负新债搞建设，部分地区的乡镇政府和干部随意向农民集资摊派，农民负担出现反弹。
    问题三：基层政府缺少发展农村经济的切实办法。谈到新农村建设，县乡干部往往热衷于村庄整治、改厨改厕，或是忙于招商引资，而对于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则有畏难情绪。发展农村经济，面临行政推动不灵、工作没抓手等难题。
    问题四：基层干部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农村富不富，关键在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强有力的基层班子。新农村建设需要规划、布局、调整、发展，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矛盾、新问题，这都需要基层干部来组织和协调解决。目前基层干部在诸多方面处于窘迫的地位，如何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是很现实的问题。
    问题五：新农村建设规划存在五种不良倾向。在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中，一些地方出现五种不良倾向：一是以村容规划代替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内容上忽视发展生产；二是以城市住宅小区规划代替农家群落规划，忽视了庭院经济和民族风俗特点；三是以新产业开发规划代替当前主导产业发展，忽视粮食生产；四是以政府官员的意图代替村民自愿，忽视农户的家庭支出能力；五是关注宅基地整理后的土地开发，忽视原有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户的产权和承包经营权。这些倾向集中反映出规划者农村基本经济政策观念的淡薄。新农村建设规划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其基础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以及农民家庭、家族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搬用城市规划的方法和程序搞农村建设规划，搬用城市居民小区的图纸搞农村民宅建设，显然脱离实际。
    问题六：“项目式”建设受惠村很少。目前各级政府支农建设以项目为主，争取不到的地方公共设施长期落后。一些乡村干部认为，以往有的支农项目是上级对下级的“钓鱼项目”，谁有关系、谁跑得勤，项目就给谁，这样很不公平。在新农村建设中，如果还要通过“跑项目”来进行，基层干部压力很大。希望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公开、公平的政策环境，免除村干部“跑项目”之苦。
    问题七：“撤乡并村”中不要忽视自然村。近年来，为了方便管理，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许多地方进行了撤乡并村活动。在新农村建设中，撤乡并村的遗留问题已经凸显出来。调查发现，撤乡并村只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并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并，也不是农户住宅的迁移。所谓撤并，只是镇政府、村委会管辖区域的变化，并不代表农户与以原生产队为基础的承包关系的变化。在大多数地方，还是原生产队的农户承包原生产队的地。这就是说，并村以后，政府法定名单上原有的村名没有了，但是原有的农户居住群落并没有变，原有集体经济组织与原有成员之间的承包关系没有变。新农村建设本来是基层的社会经济建设，如果仅仅是按照撤来并去的行政区划，把工作做到“行政村”村委会，新农村的许多事可能架空。
    问题八：农村人才出现“断层”现象。由于很多村年轻农民多数外出打工，在家留守者以妇女和老年人居多，导致农村人才“断层”现象突出。许多基层干部担忧由于年轻人大量离乡，后备干部选拔、党员发展都面临年龄段、知识结构“断层”问题。目前农村党员干部老龄化、整体素质偏低。现在要在农村选一个年轻干部、有文化的干部太难，不少地方农村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问题九：出现违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行为。调研发现，许多乡镇干部把双层经营体制的重建理解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或占地办工业，实现“园区加农户”或“工厂加农户”。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不少地方提出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出现违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行为。
    分析认为，以上问题充分反映出，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原因来自于新农村建设的“政绩冲动”。不论是修公路，还是让农民建新房，贪新求洋不可取，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多大力量办多大事，尽量多办事。要通过广泛宣传，并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农民的“配套资金”的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