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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硅谷失业率居全美第一 人才流向亚洲新兴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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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7-04-30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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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10日，代表科技网络股的纳斯达克指数攀上5048点的历史高峰，之后急速下滑，重创硅谷。
2005年3月底，旧金山湾区飘起小雨，与一向阳光金黄的天气迥异。开车驶上由北往南穿越湾区的101号公路，两旁都是老标志，写着“斯坦福大学”、“惠普”和“Sun计算机”字样的广告牌陆续出现，意味着这里已是高科技密集区。但从任一条高速公路下去来到普通办公楼区，人行道旁的草坪又立着许多新告示：出租（For lease），办公室有空位。
硅谷失业率全美第一
这里曾经寸土寸金，一平方英尺的办公区间的月租要5美元，当时还每天都有新公司搬入，但目前出租价已跌至每平方英尺1美元，也还找不到承租户。“这一带有很多新办公楼盖好后就空着，没有人搬进去。”来自台湾地区的硅谷华人廖显毅说。
廖显毅坐着的这家汽车旅馆大厅，后头是一所社区大学，前方马路对面是英特尔公司总部，斜对面是图形芯片制造商ATI。此外，它距离雅虎只有5分钟的车程，到思科则是10分钟。以这里为圆心向外延伸，往北至旧金山湾做半径，画出一个包含400万人的地区，这就是世界高科技的圣地——“硅谷”。
头发灰白的廖显毅清楚记得1974年出现的芯片产能过剩情景，以及1985年日本存储芯片业者的疯狂扩张，这两起有违半导体产业健康发展的事例都造成了硅谷不景气。
“这两波行情造成的消极影响都没有2000年IT泡沫破灭带来的损失严重。5年过去了，硅谷还没恢复生机。”廖显毅比较中说道。
5年前的3月10日，硅谷373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3万亿美元，弹丸之地创造的价值竟占美国GDP的3成。随后而来的科技股崩盘，2万亿市值一夜间蒸发，2003、2004年股市虽好转，但硅谷就业情况却持续恶化，2年合计流失20万工作机会。
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显示，硅谷今年1月份失业率为6.2%，略好于去年同期的7.9%，但仍落后全国平均的5.4%；在美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中，硅谷核心城市圣荷塞（San Jose）和纽约的失业率并列第一。
人才流向亚洲新兴市场
同一时间，位于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和印度，经济却进入空前高成长期，修晶圆厂、建软件园区和成立研发中心等投资项目方兴未艾，小规模的民间创业，特别是从硅谷回流的人才更是络绎不绝。廖显毅认为，他们带回的最新技术和营运经验，一如1980年代晚期的台湾“人才回流”。“我们不得不承认，硅谷不再是全球惟一的创新中心。”圣荷塞市立大学工学院院长魏文忆指出。
北距圣荷塞30分钟车程的地方是曾经风靡全球的“风险投资街”，也是供应硅谷新技术公司种子资金的大本营。市场商机在哪里，“风险投资街”的嗅觉最为敏锐。“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刚从中国回来的Interwest风险投资合伙人Thomas Rosch在他背山幽静的二楼办公室里说，“那里最具吸引力的不是低成本，而是市场。”
根据斯坦福大学今年3月公布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目前在硅谷工作的华人（包含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下一个最有兴趣的工作地点是上海，其次是台北和北京。
硅谷公司有三分之一是由亚裔移民经营，不管来自韩国、大中华区或印度，他们的回流除了意味工作地点改变，也将高薪机会带走。将于今年5月卸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的贝瑞特（Craig Barrett）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下一代美国人要面对下滑的薪资和工作条件”时，他婉转地回答：“很难有其他结论。”
硅谷知名专栏作家Dan Gillmor观察，硅谷和美国的部分经济正在外移，留下来的要接受更严格的成本和薪资压力。好在创业精神已成硅谷传统，不会跟着工作机会流失，这有助于重新找到机会建立优势。
创业精神并未流失
在硅谷，伴随着每次产业结构调整而来的短期动荡，大幅降薪并不是新鲜事。从硅谷的衍变来看，这里在1950年代的主流产业是国防工业，1960年代是半导体，1970年代是PC，1980年代是软件和网络设备，1990年代是互联网和无线通讯。
硅谷每10年就要换一次血，有新产业冒出，“有人离开也有人进来，重要的是创新都从这里开始。”加州州政府财务长韦斯理（Steve Wesley）强调。韦斯理5年前曾是eBay行销副总裁。
网络搜寻引擎Google去年8月股票上市，其市值在今年4月突破500亿美元，打破新公司市值突破500亿的最快纪录（Google在1998年成立），再加上苹果的iPod在全世界热卖，这说明硅谷在创新领域仍有绝对的发言权。
硅谷是否已自谷底反弹，展开新一波布局，最直接的指标就是风险投资金额和去向。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统计，2004年，美国风险投资共募集176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67%，其中有72亿投在硅谷，占了4成。“在硅谷，半小时车程就可以找到全球最多的风险投资、法律顾问、技术人员和其他所有与创业相关的协助。再加上3所著名的国际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9所市立大学，其他地方很难抗衡。”韦斯理指出。
也因此，尽管在硅谷的生活、交通、住房、工作和小孩教育的成本都偏高，想创业、想找好工作、想做生意的人还是往这里集中。硅谷房价在过去5年不但未跌，还涨6成，平均房价已达57万美金。
核心价值转向商业导向
情况正在好转，但局势却大不相同。
以前硅谷开发出来的技术和产品都用在美国，之后再推向海外，因为美国一直是科技产品最大宗市场，但这个前提已被打破，在手机和数字电视上，美国的市场规模已输给亚洲国家。
“我现在审阅策划案，必须要求创业团队从第一天起就要了解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而且创业团队的成员中最好有异国背景。”Thomas Rosch强调，“要解决中国手机用户的问题，不能只靠全说英文的人。”
务实的态度，或许是科技股崩盘以来学到的最宝贵经验，让消费者愿意掏钱出来买，才是支持创新的动力，而不是一大堆拗口难懂的技术名词或妙语生花的生意经及股票上市。
据硅谷知名的橡树园风险投资合伙人欧阳明光观察，硅谷的核心价值在转变，从“研发科技”转到“如何应用”，注重产品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而非技术价值。“如果有人找我投资，说他的路由器比思科快2倍，或CPU比英特尔快1倍，我一听就害怕，马上退3步，告诉他‘谢谢，再联络’。”
在欧阳明光看来，硅谷现在不缺技术，缺的是解决消费者困难的方案。“全世界现在用到65纳米制程的芯片，10个指头数出来了，消费者哪里在意？但是iPod带来的冲击就很大，虽然它没有创新任何技术。”
这不是“技术”与“市场”孰轻孰重的争论，而是硅谷能否准确响应外部环境对它的挑战，并在内部继续突破，保持技术的原创领先，但又紧密贴近消费需求变化。
硅谷创业精神不死
依靠市场机能或许有自我微调的功能，但宏观的政府政策却不能缺席。由影星阿诺·施瓦辛格担任州长的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已通过30亿美元的干细胞研究补助计划，他希望藉由投资这项前瞻性研究，确保加州的科技领先地位，并创造后续就业机会，虽然州政府的财务紧张，但仍把这项支出列为优先。
旧金山、圣荷塞和圣地亚哥等西岸城市正在激烈角逐，争取成为干细胞研究中心。
“加州是一流经济、三流政府，我们必须大胆做一些事，未来才有希望。”代表州政府发言的韦斯理期许。
圣荷塞有硅谷丰富的生物科技资源做基础，最有机会入选，但圣荷塞市长仍动作频频，除安排出访英国生物科技重镇剑桥市和芬兰科技城，还由市政府大笔投资成立创业孵化中心，提供办公室、实验室、行政人员、法务咨询和安排风险投资会面等，吸引生物科技和纳米技术的创业团队入驻，并指派副市长定期拜访这些公司，了解在运作过程遭遇的困难。
“两周前，副市长来访，我跟她说观测用的高倍显微镜一台要上百万美金，她立刻询问随行的圣荷塞市立大学材料系主任，当场就允诺我们可以去用他们的机器。”研究纳米碳管的Ahwahnee执行长郑尚澈说。这是一家进驻创业孵化中心的新创公司。
中午时间，郑尚澈走出办公室，来到公共茶水间，桌上已摆满皮萨和可乐，这是孵化中心准备的特别午餐，目的是让已进驻的7家公司人员彼此认识，并针对中心的管理交流意见。旁边的会议室里，郑尚澈的3位同事还在上知识产权课，来讲课的是一位资深律师，也是由孵化中心安排，下周则是安排风险投资的讲座。在那之前，孵化中心员工的已充当多次听众，让郑尚澈试做简报，并提供建议。这些新创公司日后回报给孵化中心的则是1%的公司股份。
这些点点滴滴的细微操作，构筑起一整套流程，让想法在创业家脑海一浮现，就能在最短时间内发展产品、成立公司、进入市场，兑现商业价值。不管是芯片、计算机、软件、光纤、互联网，或者接下来的新药、纳米器材和节能电池，都会在类似的过程中孕育成长。
硅谷不需强留任何产业，它要保存的是这套流程和冒险精神，并与时俱进。（曾帼英）
来源：《IT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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