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英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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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阅读

　　●职业教育数量减少、质量下降，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值得检讨的教训

　　●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普通劳动者才能够维护自己的体面与尊严

　　●不再一味尊崇“学历本位”，将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一支高素质的后备军

　　●纠正效率优先与财富至上的偏差，需要今天的制度安排给出强势信号

　　对话嘉宾

　　郑功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多个部委咨询委员、顾问。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技工荒”是职业教育缺位的表现

　　记者：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屡屡出现“技工荒”，这一方面说明，“技工”这一职业吸引力不大，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说明工人的能力更新跟不上？

　　郑功成：这和我们职业教育的缺失有关。在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情况下，劳动力和岗位不匹配，这应该怪谁？当然不能怪劳动者，劳动者的技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苛求劳动者通过自学获得，这是我们主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缺位。

　　记者：这种缺位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郑功成：过去，我们的职业技术学校往往依附于大型国有企业，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这些技校脱钩，走向社会了，原来有效的技术工人培训系统濒于瘫痪。另一方面，国民教育系统又没能及时弥补这个缺失，所以整个职业教育系统多年来一直处于低迷期，不光数量在减少，质量也在下降。这其实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值得检讨的一个深刻教训。

　　记者：我们的国民教育系统，比如大学里面，是不是应该增加职业教育的比重？

　　郑功成：我个人认为，国民教育不应该承担职业教育的任务。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德国是世界制造业强国，其实它只有３０％左右的年轻人上大学，大部分年轻人进入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德国有近４０００所职业技术学校，培养着大量学生和在职员工。

　　记者：怎么理解您说的“国民教育不应该承担职业教育的任务”。

　　郑功成：职业教育和国民教育是两个系统，职责不同，教育规律也不同。国民教育更强调知识素养和技术研发，职业技能教育注重的则是劳动技能的培养，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受过国民教育的年轻人，要成为一个高技能工人，照样要补上职业技能教育这一课。好比一个博士要当钳工仍然要通过培训，而一个熟练的钳工并不需要博士学历一样，这是两回事，这是目前我们很多行业都有“职业资格认证”的原因。

　　另外，我们要造就的是亿万高素质的技能型工人，这也绝对不是目前大学教育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国家到２０２０年的教育发展规划提出一个指标，未来６０％的初中生要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如果这个目标完成了，“技工荒”肯定不会出现。

　　学校教育要培育一种正确的劳动观

　　记者：那么，我们的学校教育对于造就高素质工人、提高劳动者地位就无所作为了吗？

　　郑功成：教育对造就新一代的工人和提高工人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就学校教育而言，首先要树立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和现代财富观。劳动有三个层次，第一是谋生，其次是发展，最高层次是实现自我价值。教育首先要告诉我们，劳动是什么。

　　记者：的确，在现在的大学里，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美德似乎不受欢迎了。

　　郑功成：教育的第二个责任就是要培养一种技能。学校教育要打破“学历本位”和“学历崇拜”，代之以“能力本位”。“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未必读书越多，能力越强。教育要给人以能力，应该进一步强调实践能力和工作能力。如果我们真正确立了“能力本位”，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歧视任何一个依靠自己能力谋生乃至发展的劳动者，反之，如果还是一味地尊崇学历本位，再有能力的普通劳动者也不会受到尊重。

　　记者：这里会不会存在另一个问题：在整个社会层面，对“能力”的鉴别机制还不够完善，至少成本很高？比如鉴定一个人的能力如何，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对企业来说这太麻烦了，你直接拿一个毕业证书出来，一切都简单了。

　　郑功成：实际上，能力是可以评判的，虽然它不能像学历那么量化，只不过学历和能力应该是两套评价体系。如果我们确立了“能力本位”，那么“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任何一个有能力的劳动者都不再会受到歧视。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确立能力本位，可以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一支以追求能力为本位的高素质的后备军。

　　制度安排要给出强势信号

　　记者：教育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要改变目前看不起工人的社会氛围，当务之急还需要做些什么？

　　郑功成：毋庸讳言，在过去的二十年，效率优先与财富至上的取向，发出的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信号，同样，现在要改变这一现状，制度安排也应该给出一个强势的信号。

　　以社会保障为例，大多数人之所以不愿意当工人，是因为工人不像公务员那样生老病死都有保障，还有失业的风险，尤其是作为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可以覆盖到所有劳动者的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任何劳动者都不会因为疾病而无钱医治，都可以免除养老等后顾之忧，在职业行为中受到伤害以后都能得到工伤保障，在失业以后都能够得到失业保险金的救济并通过失业培训获得新的劳动技能，进而重返就业市场参与就业竞争，那么，还有人瞧不起劳动者吗？在他们的衣食之忧和人格尊严得到保障之后，愿意当工人的比例肯定会增加。

　　记者：目前，在制度安排上，提高劳动者地位有哪些具体工作要做？

　　郑功成：提高工人技能素质、造就亿万技能型工人，首先是收入分配制度要改。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提高工人的收入，经济地位得到提高，社会地位自然就会上升。孙中山先生讲过要抑制资本、扶持劳工，我认为这个观点放在今天也是值得参考的。适度地抑制资本长期畸形偏高的投资回报，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和工人的劳工成本，抛弃那种把劳工成本低当作国家比较优势的习惯思维。只有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这样的纠偏，才能消除目前的失衡状况。

　　第二是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突出公平、正义、共享的价值理念。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就能够维护自己的体面与尊严，进而确立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

　　第三是改进我们的就业政策。目前国家已经确立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取向，《就业促进法》也在制定当中。强调固定的劳动合同和稳定的劳动关系，消除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等现象。

　　目前“正规岗位非正规化”的现象值得探讨，包括高校，一些博士、博士后毕业的年轻教师，其人事关系只能放在人才交流中心，他们是聘用制的，几年之内评不上副教授就要走人。连博士、博士后这个层次的劳动者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可想普通劳动者的工作面临的风险有多大。这种“劳务派遣制”的滥用，进一步弱化了劳动者在雇佣者面前的地位。

　　记者：我们即将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对此有没有限制？

　　郑功成：做了一些限制性规定，比如草案中有一条，规定“劳务派遣制”只能适用于临时性等岗位，实际上是对劳务派遣被滥用的一种限制。

　　记者：关于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以及保障劳动者的正当权益，我们在立法上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郑功成：未来的三到五年，将是我们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发展健全的关键时期。在今年，《劳动合同法》已于４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预计再经过一次审议即可以成为正式法律；还有《就业促进法》已于年前进行了初次审议，今年亦可能获得通过。另外，《社会保险法》已经确定在今年１２月份由国务院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对劳动者来说，上述三部法律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通过之后，再加上原来的《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我们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就基本确立了，这对保障和提升包括工人在内的所有劳动者的地位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人民日报》 ( 2007-05-18 第10版 )

（Ｈ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