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温饱问题解决，人均超过一千美元以后，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的差距持续扩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业和社会保障所面临的沉重压力，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活力和冲击，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
现在突出的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强调各方面的统筹兼顾，就是要以人为本，解决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保证中国这艘大船能够比较顺利的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的政策取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注意农村发展，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城市化水平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业经济空间小，是农业增收的主要障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重视城乡关系和公民关系调整，一方面经济增长现在主要来自非农产业，非农产业已经可以依靠自身的积累来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增收缺乏重要的支撑，并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而应该给予扶持。困难在于中国非农产业人口占少数，而且非农产业效率低，短时期不可能用更大的力量来繁荣农业。所以城乡差距现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最近时期还是继续扩大的趋势。国家已经在财政、税收和其他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开始向农村倾斜，有可能一致差距扩大的趋势，减缓差距扩大的强度，为逐步缩小差距创造条件。要继续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要注重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要用先进的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大量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这实质上是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并预测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40％提高到55％以上。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0％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为了顺利的实现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所可能发生的混乱和振荡，需要同时从两个方面努力。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注重为农民向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防止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病。在农村，要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防止大量农民丧失土地沦落为流民。
第二，帮助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重大的进步，横向比较，地区差距是扩大的趋势。这既有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因素，也有经济基础和市场潜力不同，这些客观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政策选择、发展战略不同的主观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包括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和帮助落后地区发展这样两个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有的省，自治区内部也有一部分地市率先发展起来，这对于带动全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支持，这个战略方向要坚持。现在突出的提出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发展的大局。国家为支持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已经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包括《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最近提出的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计划，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综合分析，影响地区发展的各种因素，地区差距在近期仍然是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也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国家在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方面，还有政策选择的空间，实际工作正在加强，包括加快落后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包括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但是缩小地区差距是长期的过程。
第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是基础，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必须同时注重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去年，SARS疫情的蔓延暴露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成为调整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契机。解决社会问题，放在第一位的是扩大就业，中国人口多，并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变时期，就业压力降会长期的存在。扩大就业的政策方向是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社会保障采取低水平，广覆盖的方针，通过扩大就业和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制，解决城乡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公共卫生体制建设重点是疾病预防控制和流行病在这方面的投入正在大幅度的增加。公共收入东西部分配差距的扩大反应区域强烈，完善的调节政策还在继续的探索之中，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就是适当的降低投资力度，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比重，投资结构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这样做将会扩大经济增长的领域，早就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正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也是有利于社会问题解决的。
第四，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人类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中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人口增加，使得人均资源占有量减少，是资源环境的压力在加大，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道路和战略的选择，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要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出发，以利于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的政策，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9％以上，而能源消耗是4％，而且节约的潜力还很大。这也说明开源节流，资源是可以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环境的状况是在局部有所改善，整体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还没有扭转，中国已经签署了三十多个国际环境公约，将会认真的履行这些承诺来促进国内环境的改善。有利的条件是中国已经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的国策，公众的环境意识逐渐的提高，靠加强管理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质量将会得到改善。
最后，第五，就是注重国内外市场的协调，在促进对外开放当中促进国内的发展。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是中国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的因素。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追求的是共赢，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很大，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扩大，中国出口增长很快，同时进口也在迅速的增加。净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很小，而且是下降的趋势。中国将会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进一步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将积极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多边和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达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目的。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广泛，中国将妥善把握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节奏，注意防范经济风险，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的。
按照上述的政策方向，需要在制度建设和实际政策方面采取许多重大的步骤，有的已经在实行，有的正在积极的酝酿，有的还需要继续探索。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做将会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大，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将会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和实现社会和谐，这将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问题的紧迫性，同时也知道实现协调发展面临的严峻的挑战，知道在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重要，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把所有的事情办得非常美好。重要的是，已经树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并且在积极的朝这个方向努力。有理由对中国新的政策和发展前景做乐观的预期，谢谢！
孙晓郁：谢谢王梦奎主任，开幕式的议程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下面进行第一单元。
陈元：
尊敬的王梦奎主任，马凯主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开始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讲演和讨论！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讲演！马凯先生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研究生毕业，此后先后担任过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国家物价局副局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务，中共16届中央委员。马凯主任不仅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研究功底，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著有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改革与发展求索，改革参与与思考等专著。下面我们请马凯主任讲话！
马凯：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按照会议的主题我就树立和落后科学的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谈一点看法。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他的实质是要回答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振兴，不仅要以保持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为前提，而且必须回答和解决好内部体制增长方式和外部环境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这三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体制不顺，机制不灵，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和活力，运行就缺乏效率。因此只有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或机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然而，即使选择了一个合理的体制，但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种适合国情和现阶段的增长方式，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也难以提高，经济也不可能长期、稳定的发展，甚至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进一步说，即使选择了正确的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但如果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出现重大失误，外部环境恶化，也会制约国内的发展。经过25年的改革和开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确立正式实施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正确处理了外部关系，外交关系，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赢得了好的外部环境。现在选择合理的增长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从根本上来看，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这样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所谓高投入就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十倍，同时矿产资源消耗也增长了40倍，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现在每增加一元GDP需要投资高达5亿元，在六五，七五时期，投资两元就可以增加一元的GDP。所谓的高消耗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各类资源的消耗强度非常高，去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创造的GDP相当于世界总量的大约4％。这里尽管有一些包括汇率这样的不可比因素。但是主要的产品单位产量的能耗，水耗和矿产资源的消耗来看，均大大高于国际的先进水平。所谓的高排放，高消耗换来的增长，导致废弃物排放多，环境污染严重，我国单位废弃物的废水，固体排放物的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所谓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致使相当一部分增长是无效增长。无论是三资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都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制约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整体效率的提高。所谓的难循环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处于现阶段从资源到产品，再到废弃物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还没有形成从资源到产品再到资源这样的循环经济。资源回收率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可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我国每年有五百万吨废钢铁，二百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以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所谓低效率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必然结果，不仅劳动生产力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能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等等的产出效益也影响竞争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近期来看，是保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去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了9.1％，呈现出多年来所期盼的增长比较快，效率比较好，国力比较强这样良好的事态。但是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来之不易，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许多隐患，隐忧。由于增长方式粗放，尽管我们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加剧了能源、资源短缺的压力，又加入了投资品价格上涨，以及的压力。还带来了煤、电、油的全面紧张，整个经济运行已经绷得过紧，不转变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要说难以维持9.1％的增长速度，即使保持7％的速度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处理不好，甚至会引发经济的大起大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长远来看，是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目标的必然要求，我国已经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汇集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包括了到202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内，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一体的一个目标体系。然而我国资源底数较差，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耕地和淡水人均占有量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分别是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即使是储量比较丰富的煤炭，要满足现实的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面临着现有的经查储量不足，生产能力不足，运输能力不足和环境容量不足等四大压力。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来维持增长，难以维系，也难以实现GDP翻两番的增长目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却消耗了全球60％的能源和50％的矿产资源，实现了自己的工业化。进入新世纪，全球另外85％的人口将有相当一部分陆续要进入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解决日益突出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实现工业化的矛盾，是新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我国不能像少数国家那样，奢侈的消费地球上的资源，也不能因为资源问题而放弃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根本出路就是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地球，地球资源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独享的，也不仅是供我们当代人消费的，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考虑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转变增长方式从增长的本来目的来看，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增长或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粗放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增长，是人们得不到与经济相适应的收入的增长；粗放的经济增长是高消耗的增长，必然会过度索取自然，带来生态催化和自然灾害增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粗放的经济增长是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增长，必然会给人民的健康带来损害，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发展是为了人民生活更幸福。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时经济增长了，但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提高，这是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在两千多年前曾经说过“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我国资源禀赋本来就不强，不转变这种节林而耕，节泽而渔，节矿而采，不顾自然，不计代价，不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无论从近期看，无论从近期看，还是长远来看，无论从国内资源来看，还是地球资源来看，无论从当代人的发展来看，还是后代人的发展来看，都是难以维系，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节约型社会。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摒弃传统的发展理念，劳动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辩证的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辩证的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的等同于发展的观念；辩证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摆脱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此，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切实把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要强化企业管理，持之以恒的搞好全面质量管理，严格成本核算，降低物耗、能耗、水耗，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要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抓紧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要积极发挥、发展循环经济，尽可能降低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缩短传统工业化的进程，同时还要引导合理消费，提倡健康文明和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增强全民族的资源优化意识和节约意识。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必须转变传统的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环境，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全面推进和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宏观调控指导下，更加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性作用和配制资源的作用。要继续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积极推进金融、财政和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开始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可能是会出现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可能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的这样一个阶段。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一个矛盾凸现的时期，由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调整的加快，各种利益矛盾的摩擦加剧，可能出现一些矛盾加剧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时期，处理得好，可以顺利的实现现代化核工业化，使经济上到一个新的水平和台阶，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失业剧增，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徘徊。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或者倒退。两种前途、命运都同时存在，应当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走向光明前途的国际环境，体制基础和政治保障，只要我们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后科学发展观，切实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就一定能够避免后一种可能性，迎来我国新的黄金发展时期，谢谢大家！
陈元：感谢马凯主任的精彩讲演，下面我们请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珀金斯教授！他是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同时担任东亚研究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他与中国台湾、韩国及越南问题，和发展研究为主题，珀金斯教授撰写了大量的书籍和论文，现在我们要求珀金斯教授做讲演！
珀金斯：
非常感谢曾先生，我实际上已经拿到了他的一个发言稿，全面的讲述了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情况，比如说在国家资源的消费，更有力的消费以及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等。实际上，对于他所讲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我同意他的看法，
我想在我的讲话中间，我愿意更强调一点，就是中国水资源的问题，当然他也谈到了其他的资源，比如说那些缺乏的资源，可以用中国的外汇从其他的国家来进口，当然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很充足的，可以进行进口。但是有些其他的国家，在这方面就不那么富裕，外汇的情况不是那么富裕。比较起来，中国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另外他在结束的时候，还谈到了以人为本发展的方式，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在地区发展方面，这种协调的发展，也就是说，比如说像东部发达的海岸地区，沿海地区，以及内陆地区发展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谈到中国发展的时候，有时候人们不太清楚我们谈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实际上就像马凯先生他的讲话里面已经谈到了国家资源以及内陆地区平均协调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他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他可能对这些问题就不是那么关注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问题都重视起来，还要考虑到其他的，比如说能源、交通等等方面的情况。
大家如果都知道历史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经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比如说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当时中国也建立了三线，三线工业等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措施和方式。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发展中国的内陆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以便他们能够赶上沿海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落后的地区，实际上是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的发展。
我们在谈到地区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并没有很多的先例可循，也就是说，像相近的这种条件，本身这种大国也有两、三个，但是他们并不是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的先例。比如说前苏联，它的经济改革，也是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另外呢，现在欧盟有一些成员国，他实际上也是不如其他的欧盟成员国那么富裕，比如说像西班牙，像一些新加盟的成员。
美国也是有相似的情况，在北方，在西部是比较富裕的，但是在南部和东部有些地区是相当穷的，相比较而言。实际上在四十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南方有大批的劳动力向比如说西部海岸，加利福尼亚等地区迁移。而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在东南部由于它经济的发展，已经吸收了很多的投资，因为它投资回报率比较高，而且劳动力也比较便宜，成本比较编译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外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方面中国没有什么特别可借鉴的发展模式，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发展，也许有些人的说法是夸大了这个事情，但是我想有一些看法还是跟现实很接近的。比如说在中国的流动人口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内陆的劳力确实是在向沿海地区迁移，因为那里有他们工作的市场。另外资本也是如此，不光是外国直接投资，还有私营部门的投资，进入内陆省份的这些投资，主要是用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并不想假装我非常了解中国这方面的情况，但是我想原因之一，一些其他的原因，有可能他现在碰到的一些问题，在这方面的控制，以及申请，得到批准的程序比较长等等，这都是会成为一个放慢的因素和原因。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些文章，讲述了中国各大城市一些发展情况，当地的政府在运行他的财政制度的时候，主要是想把他放在整个体制运行之下，这方面做得是很成功的。但是在同时，他们也在尽力的发展地区经济。由于这种控制，他也是产生了各种因素来放缓或者是阻止了资本流入中国的内陆省份，这不仅是资本，还有其他的资源。
现在我想回到刚才人们谈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从农村到城市已经有很大量的劳动力迁移，王梦奎主任也谈到了这一点。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农业占到全国劳动力的50％，现在已经下降到了三分之一了。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例子，当然我们不能够机械地把其他国家的经验移植到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南韩的经验，以及在日本和南韩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经验。当时他们农业的劳动力也是占到整个劳动力的50％，后来在二十年之后，他一下就减到了10％，所以在中国，迁移的人数会达到5亿左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城乡的这种贫富差距，因为在中国，这种贫富差距特别大。当然了，其他国家也有，但是中国的这种差距要更大一些。所以现在中国的三农政策是非常值得赞赏的，确实应该这样做，但是公平地说，我们在这方面不应该存在任何幻想，如果你光支持农业发展的话，并不会完全的改变劳动力迁移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把农业的这种产出和收入让他和城市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到相同的程度。另外还有一个水资源的问题，水资源的短缺。所以我们并不是只把人口留在农村就解决问题了，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要尽力而为支持农业的发展。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来处理这些迁移人口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原来人们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人口的迁移，劳力的迁移，不管是三亿人，还是四亿人，我想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些人进入了城市以后，迁移了以后，他们能不能得到平等的公民对待，他的待遇，他的保健，他的医疗是不是能够得到保证。而使他们不至于沦为二等公民，在医患方面没有任何的保障，而且永远贫穷下去。
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我们首先看到资本是要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也就是回报率高的地方。人们会流动到有工作做的市场上去，不管是资本还是人来说，都是这样的。如果资本进入内陆省份，来促进贵州山区工业的发展，不管是资本流到内陆，还是人才流到内陆，我们都要保证做到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要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以便于能够吸引资本的流动和人员的流动。所以我们要看到人口的迁移，还是要继续下去，我想这是在将来一、二十年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在美国方面，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事情，都不是那么正确的，我们从中应该吸取教训，希望中国也能以此为借，谢谢！
陈元：感谢珀金斯教授，下面我们请自由发言，讨论！
张维迎：
我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平衡的发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处理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特别是国内民营企业的关系，目前我们好多的制度和政策对于中国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对民营企业，有好多歧视，这使得中国自己的企业处于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当中。在市场准入方面，我们一直在吸引外资，比如说吸引大量的外国制造企业进入中国，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要生产汽车，得不到政府的批准。税收方面也有好多不平等的待遇，比如说外资企业的免税，而中国企业不享受，特别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可以集中纳税，而中国的企业不可以集中纳税。这样好比是办一个连锁商店的话，外资企业可以集中进货，集中支付，中国的连锁企业，注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在当地纳税，这样他就没有办法集中进货，没有办法享受进货方面的规模经济。
另外就是土地，好多地方对外资的土地非常的优惠，而区域的人要获得土地就非常的难。还有公司制度方面，好比说我们私人企业有一个工资预算，比如说在北京，月薪超出一千块钱的工资，要缴纳利润税，雇同样每月一万块钱的一个人，外资企业的成本是一万，而中国私人企业的成本，一千块算成本，另外九千块就不算成本，算是利润，这样的话，他的劳动力成本超出30％。这样的话，中国企业在吸引人才方面，也面临着好多不利的东西。还有一点，各种官员的心态，现在各地都在比赛怎么吸引更多的外资，而不是比赛怎么能够发展本地自己的民营企业，各级政府官员很乐意接见外国企业的CEO，而不太愿意接见中国企业的CEO，很愿意倾听外国企业的这些声音，而不愿意倾听中国企业的声音。这给中国自己民族企业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长期下去的话，有一个担心，中国本民族的企业，可能就没有办法发展起来。我想借机会问一下马凯主任，我不知道我们发改委有没有一些系统的想法，能够对本民族的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马凯：感谢张维迎先生的提问，说明他对国家的发展非常关心了，在去年国家发改委成立以后，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叫中小企业司。中小企业司实际上也是着力于发展非公有经济企业这方面，经过去年一年，我们主要做一些基础工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目前正在和国务院研究室，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的精神，正在起草一个促进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我相信意见出台以后，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一些很好的促进作用，谢谢！
林毅夫：
我是北京大学林毅夫，今天早上听到马凯主任的发言，很受启发，特别是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人跟自然协调的问题，能源，矿产资源等于的消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般是大型的企业，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在能源，自然资源方面的使用是比较节约的。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在听到王梦奎主任的主题发言的时候，他也强调另外一个发展侧面，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力非常多，尤其是在农村里面有大量的劳动力必须转移到城市来。再创造就业方面是中小型的企业他创造就业能力比较高，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创造就业能力更高。我们知道一般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他在能源的使用，矿产资源的使用上面，效率是比较低的。我想跟马凯主任请教，我们一方面要在平衡能源、自然资源使用的节约，另外一方面，应该发展一些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它创造就业的能力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多发展一点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要多创造一点就业，但是它的能源使用和矿产资源使用的消费可能会比较高，如何平衡这两者？
马凯：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提两点看法，第一点看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或者是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它要跟每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在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比较明显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发展集约型的经济，同时也还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是回避不了的，这一个看法。企图说一刀切，所有的企业都要大型化、规模化、技术含量都特别高，这是不符合现阶段的发展实际的。
第二个看法，我觉得要使我国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靠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从经济结构来说，第二产业的比重，特别是第二产业里面，高耗能的一些产业比重还是非常大。所以真正要转变职能，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降低能耗和资源的消耗，关键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第三产业。我想如果是把服务业，第三产业这条腿加长，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三产业在GDP比重只是占到33％，三分之一左右吧，还明显偏低。如果把这条腿加强的话，我想林毅夫先生所提的问题，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大量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解决了我们整个能源、资源消耗和过渡的问题。谢谢！
段永基：我是斯通公司的，你刚才说了，发改委有一个中小企业司，成立之后，确实对民营企业做了很多工作，非常积极和热情，中小企业司里面有一个非公经济处，整个编制只有三到五个人，非公经济已经占了三分之一了，但是它只有三到五个人，这么少的人怎么管。另外他们的经费也非常紧张，你们能不能稍微扩大一点人员编制和费用预算？谢谢！
马凯：虽然是这个司的人数比较少一些，特别是那个处，但是我们想从我们的观念上来看，比如说我们各个司，今天规划司的同志也来了，能源局的同志也来了，特别是工业司的同志也来了。在各个专业司里面，也要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作为一项自己的任务，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刘晓光：刚才我听了你的报告，我是首创集团的，经济增长当中你没有讲最关键最关键还是一个企业活力的问题，中国企业活力的问题，这是几个问题，第一个自主权，改革二十多年来，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落实。第二个投资权，有些投资投不进去，它是垄断的。第三个来讲是动力机制，最核心的还是这个问题，国有企业能不能给一个动力机制。第四，现在国际上的投资机构很多，我们也需要走出去，各种条件限制非常严，很多的机会都丧失了。我在芬兰看了一下，他有八十个造纸厂，他把自己的森林已经封闭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投资机会，但是投资起来非常的困难。经济增长方式很关键的还是体制问题，体制当中很关键的还是活力问题，中国的企业要是没有活力，我看没戏！
任志强：我是华远集团的任志强，在中国处于国际化竞争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经济家都认为中国是处于国际加工厂的地位，这种情况下，必然是大量资源的消耗，因为我们只取了加工费，最终产品的产值体现在别的国家。这个矛盾和我们整个国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消除这样一个国际加工厂地位的时候，就可能会在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上减少，等于在别的国家利用我们国家的资源在生产他们的产值。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会和整个国情有一个冲突，这样的话，经济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我们国际加工厂利用廉价资本和廉价能源去获得世界经济发展利润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矛盾。另外一个就是晓光刚才也说了，我们能不能从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资源，以成为限制我们发展的条件，我们必然要开放各种企业在国外获取资源的渠道，没有这样的渠道，我们仅依赖于国内的这些资源，并且用这种消耗方式来计算我们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日本几乎是没有任何本土资源的国家，必然要靠对世界资源的拥有或者是去购买也好，或者是去占有也好，但是我们不开放这样的渠道，就只能在国外去拼资源，而没有办法利用国外的资源，解决我们资源匮乏的问题。我想这两个问题，都和我们经济方式的转变产生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经济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不能解决我们加工厂地位的条件的话，就很难解决我们自然消耗的问题。
刘鹤：刚才听了马凯主任的报告，还有珀金斯的报告，我很想听听珀金斯对这个报告有什么评价，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另外刚才您说的，关于消除地区增长差距的问题，和消除城乡差距的观点，很有价值，我就是这么一个建议，谢谢！我叫刘鹤，来自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
珀金斯：我想看起来大家的问题都是问马主任的，所以我的话应该是比较简短，但是刚才大家都做了非常好的发言，我们也提到了要发展服务行业。另外一方面，对于服务行业的发展，当然也会跟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关。如果要达到80％或者是85％劳动力就业，那么在中国现在的阶段也许是不太现实的。我并没有准备要回答这些问题，在整个的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上来讲，我想你如何能够创建就业机会。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讲，当然主要是一些在服务行业，还有很多是在工业相关的各个行业当中，还有一些附属性的行业活动当中。当然了，很多方面必须是由有活力的私营部门做出贡献的，我想中国在这方面，人们也提到了如何能让国有企业更加有生产性，更加有效率，我想在几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中国现在渐渐所做出来的，就我所了解，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当中，是想尽量的让国有企业来进行改革，而且让这些基本的私营企业能够扮演更大的角色。这对于我来讲，毫无疑问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走，很多都会是中小的企业，在这儿核心的问题，就是应该有恰当的激励机制，对于那些中小的企业，应该有恰当的激励机制，并且让他们不仅仅是集中在东部的沿海地区，而是在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中小企业，中国正在朝这方面不断的前进，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想就此打住了，因为这真的是马凯主任唱主角的，刘先生突然让我回答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李强：我是清华大学的李强，我上个星期在四川做调研，我想就了解的情况介绍两方面的情况。一个是我这次调研感觉到失业问题很重，也就是说，传统上我们多数就业者还是在比较规范的领域就业，这次看到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很规范的就业体系，他们的工作有的时候是从干几种活上得到一点收入。这些就业者目前我感到和以前的调查来看，失业人数比例相当高，很大部分的人没有很稳定的生活来源。从情绪上看，好象不满情绪比较高，以往做调查，他们好象谈话还比较容易接近，现在不管哪儿来的，情绪很大。
还有一方面问题，去年我们知道国务院废止了《收容法》，这对于保障流动人口权力还是很重要的。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不再登记了，过去之所以登记是由于有《收容法》，由于不登记了，目前很混乱，没有人搞得清楚流动人口是多大。流动人口按统计来说，我们这次统计大概是40％多，即使是过去的统计也是漏掉的。所以城市的流动人口总数比我们估计得要高得多。现在基层反应，特别是一些普通的居民区，我们跑了一些派出所，犯罪率都是上升，这两个情况我做一下反应。
罗奇：我是来自摩根士丹利的，马主任你确实对于过度消耗这个问题谈得很深，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微观政策的，它可以用实施来进行改善的，我想来听您谈一下宏观的政策，特别是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赵希正：我想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和重视，目前中国经济里面出现很多不协调，不平衡，包括城市和农村的不平衡，地区的不平衡，还有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衡，这个我认为分析的都很正确，另外一个就是资源、能源，原材料，水资源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不平衡，这两类平衡是性质不同的，应该深入的讨论。第一类不平衡是取决于政府政治的调控来解决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就业，这样一个政策取向，而第二个不平衡，中国资源的不平衡，能源、水资源，矿产，包括电力、石油、煤炭，它是一个资源可支撑的能力，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回顾这几年来，电力的发展从二十多年的短缺，到了1997年，1998年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略有盈余，现在又有了短缺。同时煤炭也不能满足现在火箭发展的支撑，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源提供的能力怎么相协调。中国国内的资源有多大的支撑能力，外部的资源进来有多大的支撑能力，我感觉到这个协调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来研讨。它当然也取决于政府政策的调控，另外一方面，作为中国的资源是一个有限的资源，而且马凯主任讲，用这个资源不仅要现在用，还要给子孙后代用，中国用还要考虑到世界环境，大家来共享。当然中国也要用世界资源，这样两种资源，所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中国经济今年，去年都出现了资源的瓶颈，应该对这个问题重视。
马凯：刚才赵先生提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作为资源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资源对经济增长确实要提供一种支撑作用，没有一定的资源支撑，经济增长是难以实现的。目前包括各级政府，企业界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重，老说我的经济要高速发展，你的资源就得给我保证。电力去年增长了15.5％，超历史水平了，但是他不能满足，你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20％的电力增长，但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资源确实要对经济增长起一个支撑作用。同时呢，我觉得资源对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制约作用，它反过来也要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及经济增长的结构。所以不看到后一方面，敞开口子去发展的话，资源怎么也无法保证。所以还要反过来通过资源来平衡你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的资源能保证你7％，你就增长7％，你就不要奔着9％去，资源短缺问题要多发展一些节约资源的产业。比如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觉得一些老农民都懂得，原来我气侯条件是这样的气侯条件，水资源比较多，那我种水稻了。但是一旦大气候条件变化了，水资源短缺了，就别再种水稻了，改种旱种作物就，都知道自己调整结构。但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地方政府明明知道现在资源约束很大了，但是还是要发展那些高耗能企业，这由于没有看到第二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所以现在既要发展你要大力发展能源，矿产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要宣传，在这样的条件下，你只能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只能采取怎样的增长方式和怎样的结构。
柯白：我是来自于中美经济理事会，广泛的战略经济方向的改变，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个问题，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为了来执行这些问题，从上至下在整个体制上，从中央到地方都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演讲人能不能对下述问题做一个评论，如果这个系统分配权力和权威能发生变化的话，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水平上，有没有可能使这些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能不能够成功，能不能得到执行，如果这个系统、体制从行政方面的放向转入到更大的权威导向的权力，和私营企业的方向，他会对成功的变化产生多大影响，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多大影响，他会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马主任，我不想花很多的时间了，我们已经研究中国很长时间了，都知道很难对这种政策和战略目标，用中央决定，他完全得到执行，在地方水平上是很难完全执行的。比如说财产保护，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在基层是很难实行的，很难接受由中央领导人把这些政策，把这些观念，在基层得到执行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农民调查》我正在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中央现在做出决策的这一部分，面临着多么重大的决策，而且要把这些政策接受，在地方层面上执行多么的困难。我们刚才花了一个小时谈论重大的差别，在战略方向方面，中国经济的战略方向包括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没有工作，都在中国移动，要进入到不同的新的体系当中去。如果你们要有一个权威体制，而且要进入到自由选择的国度，所以我就要问一下，我们能不能进入一个社会，在低层次的社会，把这个权威性也介绍到中国发展过程当中来，我知道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缺乏的。
马凯：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就是中国政策如果本身是战略对头，政策也比较符合实际，在实际贯彻过程中，确实有时候存在着打折扣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确实也要考虑到这种打折扣的因素。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做长期努力，包括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要划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也包括要进一步健全法制，很多问题的解决单纯靠行政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谢谢！
陈元：今天上午的发言和讨论交流，我简单地回顾一下，很感谢马凯先生和珀金斯教授的发言，做了非常精彩的讲演！第一点，我们的生态和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不断的充分利用资源，而且要节约资源，提高效率，讲究发展的可持续性。
其次我们要不断考虑GDP的增长总量，还要考虑增长当中要有足够的技术含量，科技进步，能够逐渐的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三，我们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当中要有足够的制度建设，经济改革，体制含量，不但要有利于国外企业到中国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内企业到境外发展，要有利于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以及就业、创业，以及城乡的发展，以及宏观经济和各方面的协调。这些问题都有赖于各方面的协调。
经济增长的转变同时也对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的发展要与科学发展观相结合，解决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融资体制之间的落后是非常明显的，它需要更加速自身的发展和改革，以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更多作用。下面我们就结束今天上午第一节的讨论，感谢马凯先生和珀金斯先生，以及各位先生的讲话，谢谢！
第三单元 国内国际市场的协调发展
约翰斯顿：欢迎大家参加这段会议，我认为这段会议会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外部市场。实际上我们在发展中都遇到这样一个挑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的话，会阻碍整个资本以及其他资源的流动。所以为了动员所有内部的资源，或者是有利于资金和技术的流动，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看到中国各个省市，各个区，有的时候不是完全开放的，而且在吸收资本的时候，主要是向国外来吸收这样的资本，不管他缺口是2亿，3亿，5亿甚至是到10亿。人们在这方面都谈到了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和原则，我觉得听到这些发言都非常有意思，我认为中国在内部市场方面，在区域方面的发展，实际上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独特的问题，在我的国家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听了副总理先生的报告，并且进行了讨论。对于这一段的会议，我们首先要有请商务部的于副部长来发言，然后是刘遵义教授，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候任校长。所以我们愿意祝贺他的新任，首先我们欢迎于广洲副部长给我们讲话。
于广洲：
尊敬的主席，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我很高兴参加本次的论坛，围绕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我就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国内国际市场协调发展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的扩大，2003年，中国的经济尽管受到非典的冲击，但仍然取得了新的大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9.1％，增量约1730亿美元，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增加，社会商品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四万六千亿。对外开放也迈上了新的台阶，新出口总额达到了8512亿美元，对于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份额进一步增加。全年实际利用外资535亿美元，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对外投资也累计达到了114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五大机遇。
一是中国市场的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中国着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内外贸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中国正成为全球具有潜力的新兴大市场。比如我们中国已建立在世界上用户最多的电话网，2003年，中国新增电话用户一亿一千万户，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再如汽车的销售440万辆，同比增长了34％，跃居世界的第三位，一年内产销增加一百多万辆，这在世界汽车工业史上，也是罕见的。再如钢材、水泥等需求都非常旺，如此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二是中国进口的迅速增长，为各国厂商带来了巨大的商机。20多年来，中国的进口平均增速高达15％以上，2003年中国进口4128亿美元，进口的增量达到了1176亿美元，约占全球进口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有人测算接近了40％。仅2001年—2003年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就购买了将近一万亿美元的外国商品。众多的外国厂商从中国日益扩大的进口需求中获得了实实在在得好处。
三是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复苏。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尚不足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但正如美国财长斯诺（银）所言，中国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给世界的经济复苏传递了一种信息，增强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为低迷的世界经济增添了亮色，也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新的曙光。中国与美国出口商品存在竞争关系占15％左右，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是他不生产的，也是美国消费者格外欢迎的，而中国用出口换来的美元，有不少购买了美国的债权，填补了美元国际收支的赤字，降低了美国的融资成本，美国也从双边合作中获得了许多经济成长的机会。
四是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机会。据统计，2003年，中国从日本、韩国东盟的进口增长都超过了30％以上，成为这些国家出口增长的重要基础。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日本对外的出口增量占全国出口增量的30％，中国也是韩国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中国对亚洲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快速增长，2003年达到了680亿美元。从上述我说的，也支持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五是中国入世后不光是为了条件改善，为跨国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都是两年多来中国大幅度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放宽服务和投资市场的准入限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市场法律法规，共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清理行政审批项目近4000件。加速政府职能转换，推进了一把手的政策透明度明显提高。投资环境显著改善，增强了外商投资信心，跨国公司也纷纷增加对华投资。目前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和汽车行业，已经成为当前外商投资的热点，世界排名前列的汽车，大企业，都已经投资了，世界信息技术一百强当中，也有九十多家在中国投资。绝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经营业绩良好，获利颇丰，对他们而言，赢得了中国的市场，也赢得了新的全球竞争力。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在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将努力做到六个协调，中国将更加注重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协调。中国将坚定不移的扩大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竞争和合作。同时，我们始终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的战略方针。未来的20年当中，中国的GDP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幅度，人均的GDP将由2003年的1090美元提高到2020年的3000美元以上，扩大内需的空间极大。今后我们还将不断的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大力培育住房、汽车、旅游、信息、教育等新的消费增长点。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已经在向十万元，几十万元升级，预计今后五年中，中国的汽车消费增收将超过15％。中国对外科技、文化、教育合作的不断扩大，并将逐步成为世界促进旅游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将有利的推动世界服务贸易的增长，中国将继续推进国内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的法制建设，强化国内市场的统一，为国内外创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中国将更加注重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协调，我第一个讲的市场协调，第二个讲的利用资源中的协调。中国将进一步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低污染，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减少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量，不断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为世界环境的清洁、宁静、秀美做出自己的贡献核力量。中国在注重用好国内资源的同时，也愿意和其他国家加强能源、资源的平等合作，中国新型工业化正在加速，对于基础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需求有合理的、较快的增长，中国资源产品进口的增加将为不少资源丰富的国家带来更多的收益。中国将更加注重保持进口和出口的协调，我们主张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将长期坚持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方针，保持我们的进出口平衡，目前不断在增加进口，过去两年，我国进口增收分别高达21％和40％。其中203年的进口增收高于出口5.3个百分点，今年一、二月份，增收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3.3个百分点，今明两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很可能接近一万亿美元，所以我们进口的情况，这个增加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们能保持年均增长10％左右的增长速度，我们到2013年，中国当年进口就能超过一万亿美元。届时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中国近期需要大量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基础原材料以及大量有竞争力的消费品。中国也将适时适应国际市场需要，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继续为国际市场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我想我们是在大力促进进出口平衡的过程当中，尤其需要发展高新技术产品。
中国将更加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协调，我们将坚持鼓励吸收外资的方针，不断扩大开放领域，保持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都将为外商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机遇。中国将加大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力度，对外投资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我们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在提高对发达国家投资水平的同时，大力加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互补性投资，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发展能力。中国政府将鼓励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境外的基础设施建设，并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对外投资的不断扩大，也将有利于东道主就业的增加和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将更加注重外部条件和自身优势的互补和协调，中国在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将积极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加强自身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将努力发挥市场规模大，人力资源成本低，产业配套能力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打造更加广泛的国际和作平台，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我们还将把政府职能重点转移到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上来，我们将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性的法制环境，我们将加强制度创新，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做好政策的引导，信息的发布，工作的协调，创造公平竞争的秩序等优良环境来努力营造好一个更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发展环境。
中国将更加注重双边区域和多边经贸合作的协调，我们将大力加强双边经贸合作，鼓励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经贸往来，实行优势互补，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的经济合作，逐步形成投资便利化，优惠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等不同层次，地域广泛的合作体系，促进利益的共享。中国将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并发挥其建设性作用，我们将严格履行入世的承诺，进一步放开市场，为世界各国工商界来华投资，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女士们、先生们，一个致力于扩大开放，信守入世承诺的中国，必将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推动共同发展的中国，必将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新的贡献；一个致力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必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
约翰斯顿：下面我想请刘遵义先生来做一个评论！
刘遵义：
主席，王主任，格林伯格先生我非常荣幸今天到这里来，我想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再一次邀请我参加了这个非常尊贵的会议！另外我想祝贺于部长做了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介绍，也就是贸易的发展和外部的发展，在过去十年当中的情况。我想今天来谈一下，我可能将重复他的内容，但是我希望大家原谅！
我在这里有一个幻灯片，首先我想谈一下非常明确的一点，也就是全球化中出现了市场一体化和很大的能量，这种国内和外部市场的融合，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下述市场一体化，这些市场的融合，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融合，同时它提供了进入两种市场的机会，供应商和客户共同进入。另外还有对于同样产品价格的一体化，我想这就是一体化的意思，也就是同样的产品可以得到同样的价格，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外部的。再有那些好处，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在全球化当中有哪些好处呢？于部长已经说了很多内容了，比如说他们说市场扩大需求，和中国公司的多样化，越来越多货物的多样化，给中国的消费者提供了很多机会。中国经济可以完全从专业化当中获益，在国际劳动分工方面也会获益。我已经意识到从这种经济规模当中取得的收益，多样化对于中国来说，他减少了潜在的干预的供求方面的干扰，技术转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得好处，它对经济进一步开放非常有益。
最后我想补充一下，外国的供应也可能帮助我们来削减，减少，甚至是消除中国经济当中的这种垄断性的现象，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益。非常典型的对于这些大的经济国家来说，他们都愿意搞垄断，这是不利于国内使用者和消费者的，所以我们要来比较一下，中国的经济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来比较一下，这种政策保护主义，的确可以使你止步不前，我并不期待印度经济是发展很快的经济。在这方面还有一些直接投资的流向，中国在一个特别关键的阶段，中国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并不仅仅是资金，外国的投资，技术转让方面和新的商业模型方面，和新的技术市场方面，并不是津津有货币的问题，资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外国投资有很多企业在中国投资，刚才于部长已经提到了，我们要来投资，我们要来祝贺中国在出口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且要祝贺中国进口方面取得的成就。
油田对中国的石油工业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在中国的境外消费方面，IR（音）方面做得大量的工作，使机构投资者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非常受人环境的。时间并不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中国有一个外贸的盈余，这对投资来说，要能够使这笔资金出去，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增长是非常独立的，完全是独立于其他国家的，这种关联性很少。所以这种多样性的可能是非常大的，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多样性的前景是非常大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他们要进入中国，他们也发现缺乏这种关联性，这种相关性的经济和美国的关联，在这方面是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多样化的。所以在这方面有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发展或多或少的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它是由国内需求驱动的，它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联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我们谈到国内需求的主题实际上刚才部长先生已经讲到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实际上和美国在19世纪初的时候情况比较相似。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贸易，一些制造业，当时实际上都是非常趋向于国内市场驱动的趋势。我想这对于中国GDP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也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也是增长的非常快，而且也有附加值产品的增长。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模式都在不断的重复，而他们在中国也是这样，从一个地区的一个省份到另外一个地区的另外一个省份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的潜力，尤其是在中国进行不断的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将来几年的发展，而且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完全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调节。而且在连接国内和发布市场的时候，以便于资本和人才流通都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如果说要促进一个国内市场发展的话，以及它和外部市场连接，首先要有一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像铁路、公路、港口等等，另外还有电信等等事业方面的发展。
第二点，就是法律的框架和架构，我想这个法律不光是要制定起来，而且要在全国内进行实施，执行。中国对国内来说，可以保持一个完整的国内的市场，在美国，宪法中间对于国内商业也是有一个规定，州政府不能够设置障碍来阻碍商品的流动。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应该采取相似的措施，当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还是存在地区性的，比如说省际之间贸易壁垒的情况。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种保护主义的，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区域之间和省之间的保护主义。我想在这方面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商业机制和组织来进行管理，只不过是应该主要集中在商业、税收这些方面的事务，就像美国的这种全球性机构一样，以保持它在全国的平衡性。
另外采购方面，在地区一级的政府，比如说省级的政府，它应该允许不光是外商进入本地采购市场，而且本地中国公司也应该可以来进这个市场。当然了，在产品方面，另外它产品专业化的方面，他的标签，他的等级划分都是应该进一步改善，以便于促进贸易的发展。
另外自由的市场准入，我想在这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另外还有就是竞争的标准，我想这方面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那么在这方面应该制定比如说反垄断法和其他的法律，以便能保证市场确实能够有效的运作。
再看一下国际的市场，这和WTO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是紧密相连的。对于中国来说，加入WTO就是要从长期上可以保证国内市场不会被任何公司来垄断，也就是说不会被国内公司来垄断。我们看到了已经大大减低了关税，汽车的价格也是大幅度的下降，原来是100％的税，现在已经下到25％甚至是更低的水准，所以我们看到汽车的价格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另外是监管条例的改善，也就是说，可以进行直接的贸易，而不必经过中介的系统和环节。另外还有兑换率的浮动，我想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整能够进一步对人才在跨国方面的流动，资源方面的流动创造更便利的条件，以及吸引更多的外资。当然了，这也意味着中国如果想保持它的名誉兑换率稳定的话，当然了，他们现在在外汇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盈余，我们听到了部长先生已经讲到中国现在经常性帐户上面，资产负债表情况是非常好的，我们听到这个都很高兴。我们有两点，一个是叫代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吸引外资的进入的话，你首先就要给予他们一个很合理的待遇，比如说像国民待遇。至于说法规方面，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公司，都应该遵守相同的法规，我想对于外国公司的一些待遇，也应该付诸于实施在国内的公司身上，在这些方面如果能够实现，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来修改这些不同的法规，因为各国在这方面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方面还在实行，它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再用了，所以在这方面都应该很快的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进行改善。而且这种户籍制度的限制也应该不断的改善和消除，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人们都是要去到外地找工作的，所以如果你要有工作的话，人们就会自动流到这个地区来，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取消这些限制。还有劳动力的素质，我想还有就是英语的普及，如果中国将来想无缝把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连接起来，这种英文的普及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把他当成第二种语言来普及。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做一些什么呢？我认为我要谈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在税收方面是做得挺不错，因为它从各个企业，以及他的盈利中间都收税，他们也自己拥有很多企业，像国有企业。但是在这方面对于国有的和非国有的公司，应该有一个平等的对待，以便他们能够平等的竞争，这当然也包括外国的公司。另外还有一些保护主义方面的改善和消除，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另外双重税收的问题，也是要来做，还有一个兑换率的问题。
另外我还想指出一点，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流动，它不是经常项目驱动的，实际上是由利润驱动的，也就是他的回报率来驱动的。所以，如果有利润的话，就他就会流向那里。在中国，现在的计划，在将来几十年的发展，都是要每年GDP增长7％，也许印度能达到7％的增长率。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当然是吸引外资投资的一个因素，在这方面也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在这里，中国应该准备好接收更多的外资流入，同时也要保证一些资金的流出，这样能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局面。比如说直接的外资进入中国，在过去十年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现在正在慢慢的变成了世界的制造中心，而不是一个世界的市场。当然这个速度不是那么快，但是确实在发生，它已经成了一个工厂，世界的工厂，而不是一个世界的市场。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约翰斯顿：谢谢刘遵义教授。有请与会的代表现在进行提问或者是发言，以上我们谈到了中国出口的市场，加入WTO以后的有关事宜，以及在这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国内的保护主义，以及完整的国际市场的运作，以及如何使得国内市场的问题得到解决。在座的代表来自于各国，他们在这方面都有一些经验。
安忠荣：我代表韩国国际政策研究所，我刚才听到了于副部长的讲话，非常感谢你做了这么好的讲话，为了促进贸易连接，我想中国一直和东盟国家都建立了这种自由贸易的协定，定立了在一定的年份要减低自己，或者是消除一些关税的承诺，这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在将来几年，中国还继续在这方面进行FTA这方面的工作，FTA实际上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能请部长先生讲一下，在将来几年，中国在这方面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第二点，你强调了中国入世的这样一个程序，那么对于22国集团的这个，如果作为成员的话，那么中国怎么看待中国入世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个FTA的程序如何来进行推动，如何解决相关的问题，使得FTA的这个程序能够顺利的启动，谢谢！
于广洲：关于刚才很多的同志讲到的双边，多边的贸易合作问题，我想我在这儿再回答你的问题，我想我们国家最近对于区域合作发展问题，我们也积极的加以推进。
我们最近主要推进的是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向前推进。当然讲到我们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推进世贸谈判问题，由于我们双方都有共同的要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的，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愿望，因为我们互相之间搞区域合作，搞安排，对双方的经济大家都认为能够有好处。所以我们想在推动经济贸易安排当中，我们从亚洲、包括拉丁美洲，这些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都在有序的展开。我想借这个机会，我也给大家说这个事，我们有利于双方，有利于双方的发展，通过贸易的安排来促进双方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都可以给予支持。当然我们也在尽我们的努力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想我给你介绍的就是这样一种关于区域合作安排的问题。因为现在区域合作安排，世界上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据世贸组织讲，他们现在接近300个这样的贸易安排，我们在这当中占的数量比较小，但是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我就介绍这么多！
韦德乐：我是宜合集团的总裁，我提一个有关香港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公司，尤其是在香港营业的公司，都是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还有香港特区的政府，已经建立了CEPA这样一个贸易和约协议，也就是要促进两个地区的交流和联系。我们在香港有两个公司，他们都愿意在中国大陆来扩展自己的业务，虽然我们有这样的协议，但是国务院却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另外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条例，它也限制了一些汽车方面的销售，所以基于这两个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达成的CEPA的条约，还有中国入世的承诺，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落实下来，我不知道2004年，中国政府有没有什么计划，我不知道副部长先生对此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解释？
于广洲：我们在落实两个地区的合作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继续加快，刚才宜合（音）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互相对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和进一步交流。你刚才提到的很具体的问题，可以和我们的外资司很好的交流一下。据我们了解，你们这个材料也没有报出来，你们的愿望也没有报出来，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可以详细地探讨一下，就具体的问题详细探讨，我们非常乐意，也非常原以为你们服务。我在这儿明确地告诉你，定下来的事情我们坚决落实，CEPA毫不犹豫要向前推进。
胡鞍钢：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我想提一个问题，十年前，中国政府也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工频的、竞争的市场，国内市场，并且对地区封锁问题也提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决定很多重要目标已经实现了，或者是正在实现了，而唯一的这个目标却没有实现。无论是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还是OECD最近的系统研究，以及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自由化进程非常快，整合非常快。但是国内本身市场整合还处在一个非常滞后的情况。对此，从您的角度来看，怎么来解释这个原因。
第二个问题，和这个相关的，是这一次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或者是重申了这个目标，作为商务部，怎么来实现今后五年，乃至十年这个目标，我想不光是国内的学者关心，也包括国际上的学者也会关心这个问题。
于广洲：感谢胡教授，胡教授提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我觉得他提的非常重要。我在这儿想回答一下他提的问题，我们第一个是加强法制建设，目前的进展情况，《外贸法》已经在人大进行了二读，速度快一点的话，很可能今年上半年就能出台。《外贸法》的出台为下一步市场体系的建设，进出口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
另外，我们的《反垄断法》，反垄断大家很关心，反垄断，鼓励竞争，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非常明确。欧盟的竞争委员来，我和他详细地交谈过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我们互相还可以进一步向前进行研究。建立我们统一的大市场，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定下来的目标迈进，建立统一大使长的主要措施，一个是法制建设，第二个就是从体制和机制上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我们去年成立的商务部，主要的就是想把外贸和内贸整合起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所以我在想，在这个问题当中，我给胡教授回答的，就是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是我们将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走下去怎么走法呢？当前主要采取的措施，第一步就是先整顿规范，刚才刘教授提出的地区封锁，部门封锁首先要打破，打破封锁，鼓励公平、公开、公正竞争，引入竞争法则，这是第二。第三，是要打击不正当竞争，坚决反对垄断。这样的话，我们想在工作措施上，从整顿规范秩序，市场秩序到鼓励公开、公平、公正竞争，引入竞争法则，反对地区封锁，培育统一的大市场这方面，我们将采取一系列积极的工作措施，来向前推进。所以法制建设，体制改革，再加上有利的工作推进，来逐步逐步完成比较大的，也比较远的目标。所以我们想经过辛勤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能把很重要的这项工作能够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胡鞍钢：于部长，您谈到了再进口大量的增加，是从韩国还有日本，还有是东盟国家进口大量的增加，在以后的十年当中，是否有可能对于中国来讲，来加强同样的产品国内的资源，这样你就不用再依赖于那些国家的进口了。
于广洲：我想我们国内的资源有限，另外我们的发展互利，比如说有新的国家和地区，他的资源非常丰富，这个资源也要得到合理的利用，他的利用效率和价值越高，对这个国家和地区也是个贡献，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我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中国还是非常需要一些能源及一些资源，因为我们人很多，我们需要资源，我们在需要资源的同时，我们更加注重合理利用资源。利用资源，使资源花比较少的资源能够办成应该办的事，制造出应该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还是坚持互惠互利，在这个前提下能够把资源利用好，这也是我们两个市场资源一个重要原则。
西室泰山：时间上基本上已经到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要问于部长，刘教授和于部长都说过了，国内和国际市场这样的一个统一，对于未来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电信行业，或者是通信，或者是电子行业来讲，在现在的中国，确实好象是不太重视国际的一体化，我们现在还有无线通信方面的发展等等，还有三代技术的发展，三代手机的发展，所有的这些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在未来我们产生任何的阻碍，如果说建立起这些非国际的标准对于我们未来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于广洲：这要符合我们国内市场的需要，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大需要的国家，这几年通讯业的发展很迅速，应该说市场也很大，发展也很迅速，我想主要的还是需求拉动的结果。当然我们国家的政策，从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总体的政策是按照在WTO原则前提下制定的。与WTO不符合的一些政策我们都是在清理，这两年清理工作我们是很认真，也是很有效的。我刚才介绍清理的几千种，这都是对一些和入世不太符合的，都是在进行清理。当然了，你讲到我们这个政策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能清理到和国际上的准则都一样，贸易准则都一样，这个我不敢说这个话，如果你确实认为哪些方面，你讲到很具体的哪些方面，在哪些产业上有些不妥当，不合适的，你提出来，我们可以商量。总的来讲，发展电信产业是我们国家的支柱产业，我们还将根据市场的需要，百姓的需要，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坚定不移要发展的产业。
第二，我们将按照世贸规则推动这个产业的贸易发展。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上，我想有哪一点，或者是哪一个方面，你们觉得有不合适，我们可以提出来磋商，可以商量。
格林伯格：我想问于部长一个问题，非常大的自由贸易已经存在了，他们是否对世界贸易组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于广洲：这个问题很大，确实应该讲在贸易方面，我们现在讲的贸易方面，我刚才跟各位朋友介绍，我们现在贸易方面进展比较快，但是我们总是在世贸组织规则下进行贸易，贸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摩擦，这也是很正常的，产生一些纠纷，我们也应该是以平常心看待的。所以我想至于说在这个贸易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就有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磋商。只要我们能够很客观的、公正的对待一些问题，我想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也会推动这个贸易能够朝着有利于各自的方向发展，能够赢得共鸣。
约翰斯顿：格林伯格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做贸易的人当中，也对此经常谈及，韩国的同事也问了FTA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OECD的贸易部长还有非OECD国家的部长，在5月份要去巴黎，我想他们在那次会议当中，会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障碍进行解决，特别是在农业领域的一些问题，我没有必要再总结大家所说的了。特别是胡教授所说的是中国内部的状况，也是特别重要的，如何能够得以解决，产生一个非常有益的，国内的，强有力的，市场化为一体的市场。刘教授也提出了评论，他提到了在整个基础设施和竞争等等方面的工作，还谈到了在美国的情况，所有的基础设施可能是在那里，但是没有法律，就不可能达到现在的状况，非常感谢各位！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会
下午会实况
李剑阁：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主持下午这个单元的会议，这个单元的会议是资源的有效利用。首先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先生下午给我们做主题讲演。徐匡迪主席曾经工作在大学里，是教育工作，1989年开始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政府的工作；1991—1992年任上海市计委主任；1992—1995任上海市副市长；1995年2月到2001年任上海市市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工程学部的院士；当时是我们国家绝无仅有的高级行政官员同时是院士的。2001年11月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2002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现在我们请徐匡迪院长给我们讲演！
徐匡迪：谢谢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因为我想用比较短的时间完成我的讲演，所以我用了英文的PowerPoint，另外用中文来口头表述，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国来宾知道我要讲的内容，同时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会后可以把这个PowerPoint拿去，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合理利用资源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首先要讲一讲资源消耗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关系，因为有的人就说，你是不是可以不消耗资源发展经济，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我们人类已经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几百万年，文明史有六千年，但是最近200年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工业化时代，这200年消耗的资源比生物在地球上几百万年消耗的资源还要多。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体现，一个就是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的有名的S曲线，前面的低消耗部分是工业化的前期，主要是以农产品为原材料，轻纺工业为主的。等到进入工业化快速增长期，也就是重化工发展的时期，资源消耗是积极增长的。到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服务业的发展，资源消耗就逐步的平稳甚至于减少。这里我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一次能源消耗和GDP增长的关系，各个国家几乎都是线型关系，包括我们大家公认现在最好的日本，就是上面绿的方块，也可以看到当经济增长的时候，能源肯定是要消耗，是要增长的。其他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包括我们中国的台湾省。这里可以看到的是美国钢铁、铜、铝的消费总量和GDP增长的关系，GDP到三万亿美元以后，钢的增长趋缓，但是铝和铜的增加还是比较快。这个是50年以来，日本的铜、铝和钢的消耗，和GDP增长的关系。大家看日本在一千美元到五千美元的时候，钢的增长非常快，一直到一万三千美元以后，钢的增长才趋向于平稳。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物质的消耗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础和支撑条件。
这里面可以看到，典型的工业化国家，人均一次能源消耗和GDP近似的线性关系，当然，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最低的是一塔里（音），最高的是美国，北部的地方比较冷，一塔里（音）是地中海地区，天气比较暖和，用能比较少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线性的关系。对于新型工业化国家怎么样呢，我们列举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省和日本，可以看出这个能源的关系基本上也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这个是美国的一百年来，人均GDP五和钢的消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人均GDP在四千到八千美元的时候，增长非常快。就是到现在他人群钢的消耗量还在四百公斤左右，所以有人就说，你怎么钢产量比美国还多，你需要吗？需要，因为我们人均钢产量才一百多公斤，而美国现在即使在最低谷的地方，还是四百公斤的钢铁。所以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你要现代化，就必须要消耗资源，问题是怎么合理的消耗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
这是日本五十年以来，最近五十年，人均GDP的增长和钢铁消费量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日本从一万美元以后，钢的消耗量才基本上趋于平衡，也就是每个人大概在六百公斤左右，整个钢产量在日本是能在八千万吨左右平衡。资源消耗的问题，不但是资源的问题，也是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化学能源的消费量和增加，必然带来了环境污染，温室气体，二氧化硫，还有氮氧化物等等。在罗马俱乐部的时候，讨论环境问题，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提出来一个非常有名的倒U型曲线，在经济发展初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到青藏高原去，就是非常的干净，但是很穷。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开始油污染，工业化到高潮的时候，富裕但是很脏，要到后工业化时代，你有钱了，过去说先污染后治理对不对？这个是不对的，但是环境的污染量，二氧化碳总是要排放，能量总是要消耗，到高度发达以后，一般是在两万美元以后，污染降低，经济继续发展。但是我们不希望走这条路，希望倒U型变成一个比较平缓的曲线，污染尽可能减少一点，早一点治理，但是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必须要更新我们发展的观念和采用大量的科学技术。
今天很多外国经济学家和来宾在这里，我们坦率地说，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心里都不是很平衡。因为今天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15个主要发达国家，OECD国家，他们发展到现在，已经消耗了世界上一半以上已知的矿产资源。剩下八分之七的人怎么用剩下的一半资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能不能供应的问题，也是一个是否公平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对世界环境的污染，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包括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累，这是大家面对的问题，而不能指责发展中国家，你要发展，就不能做这些事。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降低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我们认为是中国新型工业化的一个核心，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降低资源能源消耗。资源能源消耗一降低，环境污染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中国已经确定了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力争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这里做一个对比，中国、美国、日本，这三个国家工业化过程当中，人均钢铁消耗的比较，我这里比较多的用的是钢铁，因为钢铁是耗能大户，同时我本人是搞钢铁的，所以我对钢铁的问题稍微多说几句。在美国1900年到1970年，美国人每一个人消耗了二十吨钢铁，当然他消耗的比较多，因为美国人经常要换汽车，钢铁消耗的比较多。日本从二次大战以后，1945—2000年，每个人也消耗了20吨钢铁，大家知道日本不但是出口汽车，出口船舶，也串口钢铁，所以日本的钢铁消耗比较大。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在2002年每个人只消耗了1.64吨钢铁，和20吨差距还非常的大。如果到2020年，我们的人口能控制到14亿以内，我们如果设定一个目标，我们的消耗钢铁工业化完成，比美国、日本、少三分之一的钢铁，要180亿吨钢铁。所以这个钢铁，180亿吨是可怕的，所以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发展道路。在1960—1970年日本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日本的能源弹性系数是1.21，如果中国也按这个办法计算，因为日本大家公认是节能比较好的国家，从2001年到2020年，如果GDP翻两番，一次能源消耗2000年是13亿吨，按照这个弹性是要增加到52亿吨，这样的煤的燃烧，或者是化石能源的燃烧，不但是资源没有办法可持续供应，也是中国和全世界难以承受的。除此以外，中国的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尽管矿产资源总量还比较丰富，但是石油探明储量只有世界的8％，世界平均水平的8％，铝只有平均水平的10％，铜为26％，铁是45％，石油和铁矿现在对外的依存度都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实际上去年铁矿已经超过二分之一。为此，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发展工程科技，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生态。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实现工业设计的优化，制造的优化和管理的最优化，通过对各种生活和消费过程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实时监控和调节，就能够大大降低各种资源的消耗。我还是以中国的钢铁工业为例，中国的钢铁工业现在世界第一，1990年以来，通过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和其他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使得中国钢铁的吨钢能耗从1990年的1017公斤标准煤降低到2002年的715公斤标准煤，每年减少消耗六千多万吨的标准煤的消耗，同时生产成本大大的降低。
发展绿色制造技术，对于合理利用资源，减少环境生态的破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循环经济现在在国内外已经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根据循环经济这样的理念建立的工业生产园，生态园，已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是解决资源环境发展矛盾的一个理想模式。因为在这个生态园里面，生产用的物流在内部进行循环，上一个工厂的废物就是另外一个工厂的原材料，在这里面进行循环。建立起行业共生共存的工业生产链，实现无废弃物的生产过程，这是我们下一步中国要实行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考虑的。要改变过去以行业来分工业区的特点，必须考虑循环经济，物流相互利用，零排放的生产方式。
最后就是未来20年，中国必须大力建设一个节约型的社会。中国必须，也只能够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这个既是由于我们面临的严峻的资源环境的短缺挑战，也是对于我们子孙后代和世界全人类高度负责任的一种必然选择。怎么来走这条路呢？要大力支持和发展信息技术和高科技在资源环境领域里面的应用，特别是要注意推进绿色制造和清洁生产，特别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或者再加上一个再制造。汽车到了一定的年限，发动机我给你换一个内燃机，轴如果磨损了我再给你换，而不是整辆汽车报废，这现在是一个非常新的名词，可以减少资源的消耗和能源的消耗，发展循环经济。
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制当中的基础作用，利用反应资源环境真实成本的价格杠杆，不但要反应资源的价值，还要包括环保的价格在里面，引导人们消费行为的规范。节约型经济应该是学习一些先进国家，例如说北欧国家，减少包装，现在我们很小的月饼，外面用塑料盒子放大，外面再用纸盒子，外面再做一个木盒子，这样的一种概念是暴发户经济的概念，我们应该把它减少。最后是月饼纸包一包就拿回去，因为纸是可以再回收的。另外要不断完善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政策法规，严格执法监督，积极促进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和技术升级，对严重破坏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行为必须进行严格的依法打击。
我简单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李剑阁：谢谢徐匡迪副主席的精彩讲演，下面我们请剑桥大学教授达斯古帕塔爵士进行评论！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福利发展经济学，技术变迁中的经济学，人口问题，环境和资源经济学，驳议论和营养不良的经济学等等，现在我们请教授进行评论！
达斯古帕塔爵士：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够对这么一个杰出的论文做评论，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演讲。作为一个教授，我不得不说我是多么的高兴，多么的能够来发表这样一个演讲，这个演讲都是和大家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些主题都是相关的，而且都通过某种形式来说，都牵扯到人类的发展，认识到我们有必要来创造一种平衡，要和自然达成平衡。所以即便是你做一个循环性的经济来看待自然的话，其实我没有做到这一点，作为第一个切入点，我们和自然的平衡好象也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大多数的经济学都是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谈论大学的经济学，我们都有一个基本上的疑惑点，一方面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职业，鼓励我们看到某种类型的统计学数字和某种机构，我们都不断的来争论，要来促进这样的一些统计学数字，要来看待生活质量的问题，但是过去二十年我们的经验，都是一些国家来寻求改进，在很多统计数字上的改进。包括GDP，人均，文盲度等等生活质量，数字，这些国家也在这方面取得了改进。但是有很多很艰难的情况，大多数的人口都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当中和贫穷的状况当中，在一些产业有了改进，但是他们都被远远的抛在后面。
所以问题是他能不能都在一个综合的大体系下得到融合，我们的社会运作和我们的社会对它产生的影响，每一个体制都要对这种情况产生反应，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好的经济学和好的管理，就是要看到这些连锁反应，能不能得到测试，能不能得到衡量，选择政策的时候，能不能得到考虑。政策并不是税收政策，汇率政策或者是利率政策，我谈到的政策是和投资项目的选择的政策，因为这是和今天的演讲更加有关的。我自己的工作也来试图看到经济学作为一种活动的领域，有一些活动影响能得到衡量，和市场机制发生互动，比如说像价格问题，但是很多却没有得到反应。因为很多情况下市场没有存在，这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也不可能由他来创造出市场。所以能不能测试出这种连锁反应，拿到桌面上来衡量，在这些方面呢，我不谈它理论方面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很长的措施，也是亚当斯密也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他的书的名字是《探索国富论》，他没有谈到一个国家的GDP，也没有谈到人类发展的疑问，只是谈到国富的问题，国家财富的问题。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如果财富得到衡量，通过人们抱有同情心的衡量，也是本着一种精神，这种财富就会带有一种特征，发展的特征，它可以经常在我们讨论当中听到，也就是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财富，我会来谈一下什么是财富，越来越多的财富相等于经济的生产率的发展，因此，它就留下一系列的工具，由后代人可以广泛使用的。这我并不意味着社会价值制造资本的，比如说像道路，建筑和有记录的投资。我指的是人力资本，比如说像健康，教育，它越来越多的将会包括在国家帐目当中，它怎样来渗透到生活当中去。
同时呢，我也并不仅仅指的是知识，当然还有包括自然资金，这个主题也是下午大家要来谈论的主题。自然资本当然我指的是自然资源，但是这种资金往往是在经济论文当中，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他的这种生态体制的运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些服务，都没有被技术官僚们所注意，而且也没有得到记录，在我们的统计数字当中也没有这些记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给我们提出了基础设施，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甚至包括运作我们的生活。其中的一项原因就是这种协和，在提高传统产业，包括GDP和最贫穷人们做出的反应，比如说撒哈拉地区还有南亚。都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全球贫困人口的情况，特别是在现在的这种体系下，而且它实际上是在国家帐户中间缺位的一些部分。所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用这种常规的方式可以反应进步，发现进步，但是同时，又忽略了很大一部分社会的存在。而且这是不是经济学家没有很好的完成他的职责呢？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观点是如何来被运用，反应经济的现实，以及这样做是不是有可能。
当然了，现在很多国家都是在进行工业化，他的情况和中国，美国都不一样，我的论文中间，实际上也有一个表，但是我没有把这个表做成一个PowerPoint，所以我想让人们来看一下我的材料当中的最后一页，这一页有一个表格，我们看一下是否有可能来解决这个疑问，而且看一看在国与国之间的资产是怎么流动的。我请大家看一下第三栏和第四栏，如果你没有这个表的话，我们就只好把这个数字写出去了。我们一直在研究比如说撒哈拉，亚洲的孟加拉，巴基斯坦还有中国这些地区，贫穷地区的情况。我们知道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它的GDP的进展，也是在1970—1993年中，当时孟加拉的增长是1％，巴基斯坦是2％，印度也是3％左右，但是在同时期，中国的增长却是在7％以上。在撒哈拉，后来就下降了2％。我们用了非常原始的数据，它是由世行提供的，也就是在九十年代末发布的一些数字，和自然资本也进行了贬值的计算，我们谈到了这方面的财富，这方面的积累。有一些资产已经贬值，但是有另外的资本资产却是在升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发展，有一部分是贬值，有一部分是增值。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的GDP也没有任何大幅度的增长。世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他一部分部门在调查这些情况，但是另外一部分部门却不愿意让他们知道研究的成果。所以我们就要克服这种官僚体制的阻碍因素，不管这些资料是多么粗糙，我们要分析一下，他们到底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使用了世行的这些数据，把他们转换成资产，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栏。实际上表二的第三栏是我们对于固定价格人均年财富的变化率，用产出财富比例乘以内在投资占GDP的比例，再减去人口的增长率，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办法，比较精确的方法会涉及到大量的计算。但是我们可以看中国的情况，在其政策被广泛称赞的情况下，才勉强是财富的积累超过人口的增长，在目前的情况下，产出财富的比例会大于0.15，用更小的数字会降低中国的积累率，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在撒哈拉这个区域，以及在孟加拉，印度，尼泊尔的这些数字反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世行的这些数字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差错，比如说由于污染，二氧化碳的排放，还造成了一些破坏。比如说自然资源以及森林的破坏，土地的破坏，今天早上我们也谈到了这些问题。
另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这些其他的因素都没有包括到世行的统计材料中间去。在这个阶段，有人说这个数字都是太夸大了，应该更低一些，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些中国的情况。差不多在二十年之内，每年是1％的数字，有人觉得这是大的大夸大了，当然了，你也不能全都信这些数字，但是我想大家应该记住一件事，我们在观察整个事物的时候，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讲到的一些，人们往往很容易老是接触数字以后，就相信这些数字了。因为每天你都接触这些数字，所以有时候你就忽略了他的可变性。比如说有名的刊物都发布这种数字，但是这些数字都是人们经过努力来提供的，我知道这个行当，因为我一直是在这里面参与工作的，我想我的观念，我们不应该完全相信数字，但是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些数字，因为他们确实说明了一定问题，我们应该根据他们来进行分析。因为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些遥远国度里面生活人民的情况，而且看到这些数字，你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有时候差距是非常之大的，国与国之间。还有官方数字以及人们亲口告诉你的情况之间的差距，谢谢大家！
李剑阁：谢谢达斯古帕塔爵士评论性的讲解，下面的一段时间是本单元的评论和自由讨论的时间。
吴季松：谢谢主席先生，我是中国水利部从事配制中国水资源的工作，首先我非常同意徐院长所讲的传统工业经济是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个阶段不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从事过工业生产，有这个亲身体会。对于解决合理利用资源的问题，我想提三点，第一点，叫贯穿一种新理念，第二点，叫实施一种新经济，第三点，建立一个新学科。
贯穿一个新理念就是科学的发展观，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所谓科学的发展观就是在一个大的系统中追求一个平衡，刚才教授也谈到这个问题，说明这也是世界的共识。着重讲一下实施一种新经济，我觉得这种新经济就是循环经济，传统的经济确实是我们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我们应该反省一下。当时亚当斯密提出这种传统经济的指导思想就是最大限度的开发社会资源，最大限度的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这在人类进步上确实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所有的物质财富，可以说都是在这种思想知道下创造的。
但是今天社会上面临着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的形势，应该让我们思考新的出路的时候了。什么是新的出路呢？我们要找一种二十一世纪的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呢？我的理解就是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应该说循环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初级阶段，这个经济和过去的经济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改变了过去三个最大，知识经济简单用三句话来说，用知识最大限度的优化配制自然资源；用知识开发高技术产业，用富有资源来替代稀缺资源。第三，知识本身就可以作为产品来提高人民的生活。但是这在经济学上有什么新的概念呢，过去经济的三要素是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现在注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知识，知识进入了生产函数，因此，这个可以考虑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但是在高技术没有成为主产业程度的时候，我们必须实现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也是三句话，就是最大限度的优化配制资源，最大限度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益。现在讲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等等，都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可能还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循环经济在经济学当中有上来创新呢？它的创新之所在，就是在于过去的传统经济劳力要循环，八小时工作制都是保护劳力，最低工资限额都是在工业社会，在西方都已经实行的，这是保护、促进劳力的循环。资本的循环是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已经出了非常多的成果，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研究资源要循环呢？这里确实有很多的道理，因为有很多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是不能循环的，但是也有大量的资源是可以循环的，这或许说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遗漏，或者说是一个误区，或者是因为技术发展程度还不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不是要追求过去，而是我们今天应该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经济。
新的经济现在在中国还是有条件实行，一个是世界上的高技术突飞猛进，提供了这种技术条件，另外一个是中国现在GDP已经达到了14000亿美元，人均超过了1000美元，应该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了。应该说循环经济，循环利用资源是永远也达不到的，但是应该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日本，它把它的工业用水循环使用了五倍，利用率到500％，它已经做到，中国也做到了五年GDP增长都在8％以上，但是用水并没有增加，这只是循环经济的一个意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要用富有资源来替代短缺资源，这是最大的合理利用，为什么人一定要盯着现在已经被用得非常短缺的资源呢？各种能量都是我们可以用的，这个我也出版了，据出版部门说是第一本循环经济的书。
下面我还想讲一下一个新学科，资源系统工程管理，任何一个科学发展观念，任何一个新的经济，都应该有一种新的学科来指导。这个新学科和循环经济是密切相联系的，大家都知道循环经济就是从载人航天飞行得来的，美国一个经济学家把人的地球系统比做是一个宇宙飞船，尽管可你可以不断的提高宇宙里的资源利用率，但是终究有一天是要用完的，地球也是一样的。载人航天飞行可能现在业内人士都承认，是各方面的成功，最大的成功是系统工程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功。什么是资源系统工程的新学科呢？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水资源的解决，北京水资源的解决我们定了一个规划，按照传统工业经济的办法就是修水库，建大坝，现在北京周围都没有水，你建这个有什么用呢？当然南水北调是一个补充，我们这个规划采取了一个新的理念。森林草原和物种资源都可以保护水资源，土地资源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农业种植的地区，采取虚拟调水，旅游资源也可以改变产业结构，使得耗水产业被不耗水产业所代替，谢谢！
徐匡迪：谢谢两位的评论，在达斯古帕塔的演讲当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他从一个社会公正的角度，从所有人在经济发展中要受益这样一个角度来谈经济发展，考虑经济，新的一种经济学的观念。我觉得这是和我们国家新的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要进行城乡和区域经济统筹，要保证经济发展，以人为本，提高以人的需要，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同时也同意他的观点，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理想，但是要做到人人在经济发展中受益，当前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各位知道我们国家还有2500万贫困人口，他们的生活条件绝对不是北京、上海、广州这种情况，是非常差的，可能和撒哈拉南部的情况好一点也差不了太多。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同时呢，教育、健康、环境、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利用等等都是应该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资源来考虑，而不光是自然矿产资源。
在吴季松博士的评论里，讲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实际上是资源最大限度利用的一种概念，最近我们和日本，中国的钢铁企业和日本的三菱重工合作，利用钢铁厂的废气，这里面发热值比较低，温度比较高，通过加压以后，燃气能机发电，和气能机联合发电。二百万吨的钢铁厂，能够用他的余热来推动一个三十万千瓦的电站，而且他再排出来的废气里面没有二氧化硫，我们准备要大力推广这个。钢铁厂不是一个耗能大户，而是一个能源生产厂。另外他废气的炉渣现在是60％左右做水泥，现在准备严格的管理，一部分回去作为原材料，氧化铁比较高的，氧化铁低的100％加以利用，尽量的保证钢铁厂不出废弃物。
水的利用刚才吴季松博士讲到，1990年每一吨钢要19吨水，现在只要9吨水，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降到6吨水以下，新水的进入要减到6吨。世界上现在比较先进的是5—6吨，因为它总要蒸发一部分，不可能全部回收。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经济都是要为我们的人类，为我们的地球能在更好的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我们的环境，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不要破坏我们的地球。
马博德：谢谢主席，我可以了解到当西方的环境学家谈到能源效率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关注的观点，但是我还是要谈能源的问题，特别是谈一下能源安全和经济的关系，因为我想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主要的挑战，在目前的情况下来讲，到2020年，中国就会要使用的是现在的两倍，进口将是现在石油进口的四倍，这对于石油公司来说，当然他们喜欢这个消息了，但是我想这确实是一个挑战，中国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我想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是否能够有多样化，进行天然气，特别是清洁煤的技术，用于各个方面等等。但是我想这个挑战在午餐期间也提出来了，这个挑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提供了整个经济发展当中对于能源的依赖等等。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认为进行城市化的进程，是不是真正能够解决中国不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城市化，这样的话，像电力，还有运输等等所有的，都能够以整体性的方式进行解决，这样我们的能源强度就会降低下来。
徐匡迪：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确实面临着这样一个强劲的挑战和压力，到2020年，我们预祝GDP要翻两番，实际上就是四倍，但是能源是不可能按照这样的速度来增加供应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总体战略目标是GDP翻两番，从我工程院的角度来说，希望能源只翻一番，能源只翻一番来满足GDP翻两番的要求，主要就是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要推行刚才讲的，所有的行业要节能，现在耗能巨大的部门是石油工业，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就是运输业，这里面都有一些指标，就是将来在技术标准，新产品的开发，进入商业化应用的条件方面都会加以限制。比如说中国现在是进口油很多，我们进口九千多万吨油，但是我们预计到2020年，也就是大概两亿到两亿五的进口，不准备再进口更多的油，因为国际市场上也不允许。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中国一进口，价格就涨，美国进口有很多，但是它价格不涨，所以我们也在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方面，所有的能源消耗部门都要降低消耗。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电用煤大概要用到380克标准媒，到2020年，我们是要降到220克以内，达到世界上先进的水平，改造我们目前发电所有的设备，煤电设备。
第二个主要的方面，我们在寻找中国的资源方面，要继续努力。中国还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地层结构，但是可能还有油，还有天然气，主要是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东部的油田进入中老年期，产量会逐步的下降，但是西部的油田会增加，同时中国的海上油田增加的势头很好，现在是两千八百万吨的年产量，我们预计到2020年能超过六千万吨。东部油田的减少，市场需求的增加，要靠海上油田和西部油田，和适当的增加一些进口来加以解决。第三个，我们要调整产业结构和改变我们目前的高能耗，高投入这样一种产业的类型，就是要大力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各种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来增加就业，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
李剑阁：这个单元圆满完成任务，谢谢两位讲演者，谢谢各位的合作！
艾肯伯格：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副行长，我主要是负责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一些工作。我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主持本次的会议，我也非常欢迎主办者能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这在中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些相关方面的问题，这是在今天早上提到的，但是我们也有非常大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在人口的不同部分，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受到了特别大的威胁，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人口的迁移，这改变了为人们提供卫生体系的方式。而且我们也在进行着非常快速的发展，这也改变了我们对卫生体系的需求，各个方面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今天能邀请到两位非常尊贵的嘉宾。首先我们有请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他首先是在河北进行工作，到了财政部，在财政部他也不断的得到提升，一直到了财政部的副部长的职位，在2001年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并且是从2003年开始任卫生部的党组书记和常务副部长，有请高部长。
高强：首先我要感谢邀请我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五次会议，与这么多经济学家一起讨论公共卫生问题，本身也体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我对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充满了希望。其实在人生存的诸多因素中，健康和生命是最重要的，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经过去年SARS的洗礼，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认真总结抗击SARS的经验和教训，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公共卫生的建设，更加注重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发展卫生事业，增进人民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今天我十分高兴的就公共卫生建设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中国的卫生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强调把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卫生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食品、饮水、营养、健身以及生活环境等逐步改善，使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全国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达到了71.4岁，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到千分之28.4，孕产妇的死亡率下降到十万分之五十零点，中国现在有各类卫生机构三十多万个，病床313万张，卫生医疗技术人员523万人，分别比1980年增长了70.3％，43.5％，和48.2％。此外还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29万人，药品的生产能力和多数的品种能够基本满足国内的需要，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经过十年的努力，中国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保险以及商业医疗保险等多层次的城镇职工的基本制度。覆盖全国的职工医疗保险体系基本建成，目前享受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的人数将近两亿人。重大疾病防治去大了重大的进展，因传染性和重大疾病死亡，由上个世纪中期的第一位，下降到了目前的第九位。在发展中国家率先消灭了天花等重大的传染病。虽然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但是多年来，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去年我们战胜了来势凶猛的非典移情，今年又成功的控制了禽流感向人类的传播，我们正在认真落实各项有效措施，努力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妇女儿童卫生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我们高度重视和关心妇女儿童健康问题，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传统生育模式，实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目前孕产妇产前的医学检查率达到了90％，住院分娩率达到79％，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到了2001年的千分之21.4。中国目前与52个国家签有卫生合作的协议，与30多个国际组织开展了密切的卫生基础合作，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全面有效的合作，并共同建立了69个合作中心参与了全球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紧急参加全球控制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进展。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为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也为国民建设持续健康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中国贫困人口已经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了目前的28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我们为这些成就感到自豪。
二，中国卫生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清醒地看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卫生事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体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卫生服务体系的变化，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不适宜的矛盾日益突出。卫生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去年非典疫情的蔓延，集中暴露了经济与卫生事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目前主要的差距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不健全。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面对生物因素，有毒化学物质，以及恐怖活动等潜在的威胁，都在建立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机制，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和重大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新发的传染病和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病，以及食物中毒等都可能酿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需要建立间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这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责。去年SARS的蔓延充分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的机制不健全，重大疫情信息检测报告网络不完善，应急救治能力不足，疾病控制，预防控制薄弱等问题。
第二，卫生服务能力与水平和人民的健康需求不相适应。中国人口将近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医疗卫生资源只有世界的2％。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配制也不合理，80％集中在城市，其中又有三分之二集中在大医院。农村和社区卫生缺医少药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渠道单一，社会资金进入医疗服务领域不畅。医疗卫生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缺乏高水平的人才和全科的医生，社会医疗保障能力不强，群众个人医疗负担沉重，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第三，卫生服务体系与疾病控制的任务不相适应。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疾病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病成为主要的病种。卫生服务体系也相应做了较大的调整，但是艾滋病，SARS，禽流感的出现，严重的威胁了人们的健康。中国面临着多重疾病的负担，现有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难以有效的应对复杂的疾病流行的局面。
第四，卫生管理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不相适应。中国的卫生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卫生发展的需要，宏观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不强。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通过改革增加社会和政府各方面对于卫生事业的投入，扩大卫生医疗资源，引进公平有序的竞争机制，提高卫生资源的配制和利用效率，加快农村和社区卫生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间卫生服务差距。不断完善卫生服务体系，满足城乡居民日益提高的卫生需求，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第三，公共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同时，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人力、智力支持和必要的条件。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我们相信实现卫生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将成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为此，我们将确定以下目标，并采取有利的措施。
一，转变政府的职能，加强政府公共卫生管理的责任。政府卫生部门的职责一是要加强宏观调节，通过制定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和政策引导，信息发布和市场准入，运用经济调节和法制调节，辅助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二，强化市场监管，依法加强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维持公平、有序的竞争，形成开放、公平、竞争、有序的医疗服务体系。
三是完善社会管理，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系统，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是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医疗卫生建设的范围，为国民健康水平提供保障，创造条件，到2015年国民健康主要指标要达到或者是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增加政府投入，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的增加公共卫生的投入，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监督执法体系的建设，形成覆盖全国，纵横贯通的公共卫生信息网络，建立统一、高效、快速、准确的疫情报告系统。有效的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增加国家和省市县控制能力的建设，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各级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组建应急治疗队伍。有效实施各种突发事件中的医疗救治，减少人员的伤亡。健全医疗卫生服务评价制度，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和群众参与的监管体系，保护群众的利益。
三，加强重大传染病的防止，重点控制SARS，艾滋病，鼠疫，霍乱，肝炎，血吸虫病的发生和流行。针对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艾滋病问题，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并实施关怀的政策。政府要对农民和城市的贫困人群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出抗病毒的药物，为怀孕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母婴阻断的治疗。为重点疫区的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血液检测，为艾滋病患者的孤儿提供义务教育的费用。号召全社会关怀艾滋病的患者，反对社会歧视，同时动员广大群众直接的抵御艾滋病的侵袭。
四，加强农村的卫生建设。政府每年增加的经费，主要用于提高农村的卫生建设。中央财政转移财政支付的力度，中国政府制定规划，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办法，为农村每一个乡镇改建或者是扩建一所设施比较完善，功能比较齐全的卫生院，改善农民的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条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个人共同集资，建立新型的合作医疗，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增强农民抵御疾病的风险能力，大力推进农村整治生活环境，预防疾病。组织城市的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农村，并加强对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
第五，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质量较高，价格较低的基本医疗服务。同时在政府统一规划，保证群众基本医疗求助的前提下，积极的吸收社会资金，投入以直接投资或者是对现有的公立医疗机构改制等形式发展医疗事业。我们还要积极的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我们的医疗服务。国内的医疗服务深入社区，为群众提供及时，方便，价格较低的医疗服务，扩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改善保险疾病管理，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关注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建立医疗救助制度。
第五，广泛开展国际卫生交流与合作，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公共卫生建设，重大疾病防治，卫生医疗保健，社区卫生服务，农村卫生发展和卫生法制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中国政府愿意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医疗队，支持这些国家提高健康的水平，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带资金、技术、人才培养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主席先生，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小康社会，中国的卫生事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之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全面推进中国的卫生改革与发展，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努力工作，谢谢各位！
艾肯伯格：谢谢高先生，您做了一个非常综合性的演讲，下面我们请格伯尔先生演讲，他是一个多学科的教授，他是一个医学教授，同时也是经济学教授，同时还是卫生健康政策的教授！
格伯尔：谢谢会议感谢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想把我的演讲说得简单一点，我想区分一下，我把它叫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做一个区分，我大多数的演讲将是谈论中国的公共卫生改革，和公共卫生的挑战，而不会谈他的医疗制度。我读了一个文件，我们听到中国被描述成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卫生程度中国城市的情况来说，它的情况和那有富有国家都差不多，而农村的中国却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在医疗保健方面。在这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别问题，今天已经听到了很多经常讨论的问题，是特别重要的，对于医疗保健来说，为什么在中国构成了这样的问题，我想大家都了解，它是有巨大的差别的，在寿命的长短，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寿命的差别，疾病的种类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城市里面，这些疾病都是发达国家的疾病，在农村，尽管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这些疾病做斗争。这些疾病是看不到的，比如说寄生虫病，在中国的农村重新爆发。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的问题，公共卫生通过定义，和一个传统的公共产品，它是关于比如说像卫生的改进，疾病预防，还有敢于疾病的传播，传染性疾病，现代的医疗保健，高先生已经提到了，它解决的是慢性病的问题，是非传染性疾病，所以他们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方向强调的也不一样。大多数的传染病都是通过防治疾病的传播来控制的，并不是来治疗这些疾病，由于公共卫生的措施，它是非常典型的来说的，他对单独的个人，不是对个人受益，而是对整个社会受益，要由私人市场来提供。这个问题要进行很多的讨论，怎样来用市场提供这些传统的医疗保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通过市场的办法，在人口日益富裕的情况下做得是很好的，是一个发展方向。这个市场的改善，有的时候是没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即便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它实际上主要还是由政府来做的。是不能光由市场来解决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一些观点。传染疾病的问题，正如高部长所谈到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大多数时间里面，这种传染病是人们健康的最大威胁，而且会导致大部分的死亡。我们在细菌的控制方面，很多疾病得到了救治，得到了解决，特别是对于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减少其他的传染病的扩散。那么我们看到它的重要性，在八十年代早期，对于艾滋病的流行病有所认识，并且开始发生变化，艾滋病的诊断是非常难诊断的，很多人在他的早期，人们都认为他是处于一种神秘的状态，很难对病毒进行诊断，而且对他的传播渠道并不清楚，对他传播渠道的信息甚至比疾病传播要慢得多。我们现在随后发生的非典，抗多种疾病的肺结核的传播，还有对疟疾病的，我们最近还有非典，和禽流感，这些问题都使我们惊醒，现在没有人再把抗击这些疾病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一定能救治的，采取一定能救治的态度。中国在抗击非典方面和禽流感方面，尽管美国做得很好，但是这些疾病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中国是做得非常好的。
1918年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大流感，全球有两千万人死亡，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对流行病进行观察的时候，大概有1500—2000万人在上一次，1918年的时候，有这么大的流行病，当时像一场大屠杀一样，对禽流感表示出来的担忧，在这方面有一些专家认为他将是下一次大流行的疾病，我并不想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多的讨论。如果要有医疗进步的话，我们知道对疾病已经了解得更多了，对治疗也了解得很多了。怎么来控制死亡率呢？我想你们要给它以审慎的考虑，多思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救治的办法，但是它并没有那么高的效率，有的时候死于流感是由于二次感染造成的，这些细菌是由于流感反复造成的，所以就有一些抗病，在1918年的时候，人民可能认为，它主要是老年人和小孩儿受到影响，青年人和中年人是不会有影响的。所以即便我们是担心所有的这些现代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考虑到这些数字的时候，还是令人震惊的。
艾滋病在这方面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人们在一周之内就可以死亡，在刚才提到的大流感是一天到两天之内有要死亡。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像高先生已经提到的，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来解决及宾的传播问题和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问题，有效的来采取这种卫生的措施，包括要大量的投资，大多数人都知道，亚洲是禽流感首先出现的，当免疫疫苗出现的时候，每一年要来根据亚洲的前一年的情况，来对这个病毒进行诊断，在这方面，大多数，因为你们的人口非常密集，而且和动物的接触非常多，所以使动物的疾病传播到人的身上，这种假设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中国和东亚现在都是对很多的疾病来说，都是一个温床，所以他们是的确令人震惊的。像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他们看来这种生物恐怖主义是非常不一样的，和新的病毒出现，像禽流感这样病毒的出现，所以我们在做准备，对这种生物恐怖主义的准备，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尽早的探测这种病毒的出现，从而采取措施。对于中国来说，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你们的医疗保健还是很差的，根据世贸组织指出有一亿人生活在农村，而且没有足够的医疗保健系统来覆盖，所以为了有效的来侦测这些情况，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医疗保健，使这些人能够看病，疾病链能够中断，使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对于早发现和早防治才能够在初期进行有效的防治，比如说对于生物的恐怖主义的攻击。疾病的爆发如果不济事采取措施，就会导致很多人的死亡，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采取非常有效的措施，以便于能够很好的控制。现在中国面临要在医疗卫生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而且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承诺，而且也认识到了这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不光是对于中国人，对于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大家都知道，就像这个传染病可以很快的在国内的各城市散布，而且也很快的可以穿过国界，传播到别的国家，谢谢大家！
艾肯伯格：谢谢我们的发言人！他们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思考的题目，现在我们有请大家发表评论或者是提出自己的问题！
胡鞍钢：我们通过去年的SARS五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了，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公共卫生，像SARS都可能会演变为像亚洲地区，乃至全球地区的公共卫生危机，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请艾伦教授从全球的角度，如何进行国际和作，来共同处理这种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我想这个SARS也好，包括艾滋病也好，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敌人，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对此能不能做一些介绍，特别是从国际的角度。
高强：我愿意就胡鞍钢教授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在经过去年的防治SARS的斗争，我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经验，疾病无国界，特别是传染性比较强的流行性疾病，很容易跨过国界，造成国际间的流行。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不力，就很可能影响周边国家甚至于全世界。所以在总结抗击SARS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强国际间的，在卫生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周边国家，包括世界国际组织，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合作领域中，首先一条，应该加强信息方面的交流，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传染病疫情，特别是传染性很强的疫情，比如说SARS和禽流感，高致病的疾病，应该及时的向国际组织，向有关国家同胞情况，使大家都能够了解疫情发展的变化，使大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第二，要进行技术交流，如果一旦一个国家发生了群体性的，不明原因的疾病，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段，准确的确诊疾病性质的情况下，应该广泛的寻求国际合作。去年的冬天和今年的春天，广东曾经出现了4例SARS的病例，当时我们就对诊断，因为这4例的症状和去年高峰流行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我们国内专家鉴定的前提下，我们和国际卫生组织，和美国的CBC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寻求技术上的交流，进行共同的判断。
第三，我们也希望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一些有效控制流行病比较有经验的国家，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在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经验和办法，帮助我们加强公共卫生建设。谢谢！
格伯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大家在全球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很好的跨国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非常有效，并且是非常高速的，快速的，比如说SARS，非典。实际上它也许是因祸得福的事，因为他一下就加强了国际之间在这方面的交流和信息的共享，而且它使得我们所有的这些现存体系都得到了一次考验。以便于人们认识到这种互相的信息分享，如何诊断，如何互相帮助，怎么防疫，怎么控制他的传染。在这方面，我们所进行的国际合作方面，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一些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合作项目。我想在这方面都显示了国际合作这样的力量，而且也改进了我们这方面的技术，在美国这方面我们就有一个缺口。比如说在一个传染病爆发的时候，从一个地区把这个信息很快的反应到州，反应到联邦一级，我想这方面是有缺口的。美国在这方面的准备，比如说生物恐怖主义的袭击，实际上和现在中国政府建立的一些体系是非常相似的，同时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多相似的经验。
我想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定要在这方面增加国际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在美国有一个这方面的机构，也就是反恐怖主义的机构。他们觉得CBC在识别疾病方面是非常快的，同时还需要采取非常快速、有效的办法来进行国际间合作，控制这些疾病的泛滥。谢谢！
王路：刚才讲到SARS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去年SARS的时候，海南省是少数几个没有SARS的地方，包括今年的禽流感他也没有。除了防治以外，海南的医疗卫生设施比上海、北京、香港要差得很多，但是他可能人和自然的协调这一块儿可能会好一些，我就想在城市建设方面，外国专家有什么好的经验，你在人居环境，人居质量方面，这对于咱们健康，可能也会提供很大的帮助，对这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城市的建设发展方面。
高强：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去年抗击SARS最严重的地区，我曾经和我外国的朋友提出一些问题，就是SARS最严重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在医疗条件最发达，经济水平最高的北京、广州和天津，而不是出现在一些医疗水平不高，经济不发达的中国西部地区。可能里面有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生态，人与动物间的和平共处问题，这个问题我倒确实希望各位外国朋友给我多多赐教。
格伯尔：我想我没有这方面的专利，专门的知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在2004年，我们还是不太知道有些疾病的病因，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传染病，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来传播的，但是我们怎么防治呢？还是一个问题，对于环境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改变环境，应该如何来防止像SARS这样的疾病传染，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科学依据，所以只是一个猜想，可能是因为人口密度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一个狭窄的地域里面，居住很多人的话，那恐怕很难防治疾病的传播，而且我们需要研究到底有多少病毒才能致病，而且他致病的速度和传染的速度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致病的病因和它是如何传统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研究这个东西，不断的学习，但是一个国家的卫生和保健系统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对每一天新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比如说在某些方面应该如何的改善环境的情况来防治疾病，在这方面我们并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如何防治一些新的传染疾病。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要依靠常规的这种防治的手段，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完全理解环境和传染病之间关系的问题。
贺林：我是诺华公司的，我想提出一点，我们从生物学中学到，病毒是有一个寄居体的，然后他再聚集，再致病。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支持科学的体系来发展自己的药品和治疗手段来防治疾病，我想中国在这方面，在科技方面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进行挖掘，来做到这一点的。当然了，比如说研究一个药品，差不多他的有效性要有十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中国是有这样的潜力来做的。
高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应该说现在的药品生产规模很大，刚才我讲了，主要的品种也能够基本上满足国内的需要，但是我也可以坦率地讲，中国高科技的药品生产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现在生产的很多药品都是发达国家已经过了专利期的药品，我们自己拥有知识产权专利的药品，特别是新开发的药品，我讲的是西药，而不是中药，还不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应该充分的利用国内的科技力量，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研制开发一些真正能够促进人民健康的合格的药品，谢谢！
海文：北京大学的海文，你的报告里面第二部分提到要增加政府投入，增加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去年SARS以后，政府决定要投很多钱，建立一个卫生防疫系统，我的问题是现在政府具体是怎么做的，是自建一个系统呢，还是通过现有的医疗系统来购买服务。据了解去年很多钱拨下去以后，各地都开始建立防疫站，问题是能够持续，这个问题还不光是卫生部的问题，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个系统，在没有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他仍然在那儿工作。政府有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持这个系统，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来维持。
高强：海教授是我的朋友，去年经过SARS以后，中国政府决定在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决定投入很大的资金，很大的人力物力加强建设。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加强整合，加强改造，加强补充和完善。比如说在SARS以前我们从国家，到省市县都有一个CBC的网络，但是这个网络很不健全，职能也不明确，他们工作也没有把它真正放在疾病预防控制上，而且也缺少必要的设备和人员。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国家通过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办法，一共投资了68亿人民币，加强省市县地方的建设，也包括一些房屋的改造，一些设备的购置，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同时国家也准备投资改造或者是扩建国家的CBC。在应急医疗救治体系方面，中央和地方一共投资了114亿人民币，主要是把现在的一些医院通过改建和扩建，建成一批能够有效应对传染病流行的一些病区或者是病房，或者是一些后备医院。一旦出现了大的流行病传播的情况，就可以作为定点医院有效的收治病人。防止去年在非典早期，很多医院都收治病人，结果医院变成了传播源，传播地，这种情况避免再发生。谢谢！
汤敏：我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对中国来说，在未来威胁最大的疾病应该来说是艾滋病，据很多的预测，在2010年中国将近有一千万以上的艾滋病人，或者是HIV携带者。现在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似乎还是以治疗模式，除了艾滋病的关怀，免费这些，艾滋病实际上真正的危险，各国的经验证明，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因为它完全是人为行为的，如果大家都要不行为的话，艾滋病应该能够控制得住的，包括那些吸毒者。现在人们对于艾滋病的了解，可能远远没有对SARS了解得那么清楚，我们有没有一个特别大规模的对艾滋病的教育宣传的运动，否则的话，我们即使把这些现有的一百万HIV携带者控制住，但是还是很难更大规模的开展。
高强：这位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且正是我们当前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首先我说明一下，刚才你提到，有的专家推测，到2010年，可能要达到HIV的人数要达到一千万，这当然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悲观的估计。我们从1998年开始制定的12年防治艾滋病规划的目标，是到2010年HIV的人数控制在150万人，当然这个任务我知道是非常非常艰巨的。如果是不采取任何措施，使艾滋病放任自由，任其发展，政府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话，可能会达到一千万甚至更多。如果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他继续扩散，蔓延，这个数字也可能控制在150—200万左右，这也是有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工作。刚才你提到，现在政府采取的措施中，关于一定发病的艾滋病人采取有效的治疗，关怀的措施，现在我们正在落实。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都成立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是吴仪副总理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各级政府都有主要负责人参与这个机构，要采取措施。比如说云南省发了一个省长令，对治疗艾滋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加强宣传，包括在一些娱乐场所鼓励或者是允许拜访销售一些安全套的措施。比如说对于吸毒的人群实行清洁针具的交换，这种行为的干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宣传教育，使大家都能够了解什么途径能够传染艾滋病，什么途径可以预防艾滋病。同时对于一些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的行为要加强打击力度，总之防止艾滋病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应该关注，努力来做好的一项工作，只要全社会都能够动起来，我们才能实现防治艾滋病的目标。谢谢！
艾肯伯格：我们感谢各位，在座的也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我也要感谢高部长给我们做出的非常好的演讲，而且要感谢格伯尔教授，这一部分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清泰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在与会者共同努力下我们召开了一次成功的论坛。与会的中外专家、企业家都认为“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选题好，切中要害，是关系中国进一步发展全局的重要命题。不仅是中国关注的大事，也是世界关注的大事。
半天的预备会分析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在一天半的论坛上，曾培炎副总理发表了讲话，论坛就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资源合理利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协调发展，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银行体系建设等问题，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对话和研讨。
除了预备会、论坛会之外，论坛还以多种形式给与会者提供了交流和对话的机会，这里包括招待会、顾问会、午餐会、早餐会和茶息等。大家感觉会议很紧张，但也很丰满。
由于会议内容十分丰富，许多发言还需深入消化，现在很难对会议作出总结，各位的发言材料会后我们将会翻译整理，供有关方面研究和参考。我在这里只能就我的理解对会议研讨作粗略的归纳、梳理。
1、中国处于一个重要发展期
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为标志，就总体水平而言，我们已经越过了解决温饱的发展阶段，逐步进入了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的新的发展时期。按世界银行的分类，我们走出了低收入国家行列。从国际经验看，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对各个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是这期间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速度上升，人口大量转移，国土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这是一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具有持续的、巨大的增长潜力的时期。我们所处的这一时期又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全球化及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相偶合，形成了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就是中央所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一方面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不均衡，使各种矛盾不断暴露。三是这一时期也是消耗资源最多，人与自然较量最为严重的时期。就是说这一时期即充满机会，也充满矛盾。党和政府以怎样的理念、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来驾驭这一致关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期，对国家的发展历程具有关键意义。
2、发展的不均衡性到了相当的程度
目前，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人与资源环境的不均衡已经到相当的程度。其中贫富差距是不均衡中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是沿海与内陆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还是农民与其他人口收入日渐拉大的差距，都是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
如果城乡统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超过了0.4，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已经达到5：1—6：1。这说明在某些方面社会的不均衡已经到了可承受的边缘，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沿着如此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继续，即便国内生产总值提得再高，社会也不一定稳定，广人大民百姓也不一定能享受幸福，甚至还会遭受自然力量的报复，最终使发展中断。
经济增长要使每个人受益，重点是改善贫困人口的状况。在我们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始的时候，确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诸多矛盾的基本途径，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意义，是通过发展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的基本保障。
3、更新发展理念，实现科学发展。
在为温饱和生存而奋斗的时候强调全面、协调发展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但在今天，再不讲究科学发展，提高人民大众生活质量的目标就不能实现。消极地说，传统的、不惜代价解决温饱的那种发展模式，在使全国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制造了经济社会越来越多的不均衡，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高增长、低效率的运行模式，使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严重，难以持续发展。积极的讲，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人们的需求升级了。发展初期那种不顾一切、“有水快流”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要求。今天有必要、也有条件提出实现以人为本，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引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实际上，我们已着手解决的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老工业基地振兴、退耕还林、再就业工程、科教兴国、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等问题，以及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政、建设法制国家等，都体现了政府不仅关注GDP增长，而且更加关注经济与社会、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把这种统筹协调发展的理念上升为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以此统一政府、企业和大众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有利于克服急功近利、顾此失彼，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推进科学的发展。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现在，传统的不惜代价的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已经无以为继。要真正转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却是极大的挑战。这里有认识问题，有体制问题，也有技术能力问题。科学的发展如果不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什么力量能抵御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
结构调整是实现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为均衡发展能起到能动作用。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要提倡合理消费，利用各种市场工具抑制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建设节约型社会。
5、资源环境的挑战
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的经历看，这是消耗资源最多，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时期。其中能源的结构、消耗量又是最重要的因素。
十三亿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资源环境是巨大的制约因素。过去约占世界人口15%的少数国家，以当期世界资源消耗量的50-60%为代价，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超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以长期占用全球当期资源消耗量的绝大部分为前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会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只能寻求消耗较少资源、以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代价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获得较高生活质量的道路。为此，我们必须在技术创新和体制创的基础上，努力吸收各国科技成果和成功经验，在节约资源、寻求替代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6、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但GDP并不等于财富。财富是存量的概念，代表现在和将来的福利。在过度追求速度的意识驱动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国有企业粗放的发展模式，使中国过去发展中所创造的财富，远不如GDP增长的那么多；如果把资源浪费和土地、大气、自然遭到破坏的成本计算在内，中国所创造的财富要大打折扣。这一方面使人民可分享的蛋糕比预计的小了许多，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过多的依赖于银行贷款，增长质量不高的风险很大部分转移到了银行，使银行积累了系统性风险，大大削弱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成为持续发展一个制约因素。
7、关注社会进步
有专家提醒，目前中国正处于公共卫生威胁的最前线。向每个公民良好和平等的卫生保健服务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建议对其他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进行研究，避免犯下其他国家犯过的代价昂贵的错误。公共卫生只是发展的社会范畴的一个侧面。以人为本发发展，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要求的发展。发展有财富积累问题，还有财富分配问题。分配的状况又会反作用于财富积累和社会稳定。使人民大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条件是增加就业。均衡发展还要给居民受教育的机会、实现社会公正、安全、机会平等和社会保障等。
8、政府改革
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长期效益和环境效益，完全靠市场和市场主体的自发力量是很难做到的。中国实现科学的发展，涉及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强化法制保障等。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主导力量是政府，但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作用的方式必须改变。就是说，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要均衡，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也要均衡。尽管市场经济成功的根基是市场，但政府在实现全面、协调发展中仍负有特殊责任，发挥关键作用，特别在体制转轨时期更加明显。要转变政府职能，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政，着力培育和建立有效率的市场。要加快政企分开，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政府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社会和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发挥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新动态，2004年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策划学院副院长杨长江先生应邀出席，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图为杨院长与领导同志的合影。
2004中国高层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温饱问题解决，人均超过一千美元以后，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的差距持续扩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业和社会保障所面临的沉重压力，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活力和冲击，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
现在突出的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强调各方面的统筹兼顾，就是要以人为本，解决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保证中国这艘大船能够比较顺利的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的政策取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注意农村发展，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城市化水平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业经济空间小，是农业增收的主要障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重视城乡关系和公民关系调整，一方面经济增长现在主要来自非农产业，非农产业已经可以依靠自身的积累来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增收缺乏重要的支撑，并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而应该给予扶持。困难在于中国非农产业人口占少数，而且非农产业效率低，短时期不可能用更大的力量来繁荣农业。所以城乡差距现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最近时期还是继续扩大的趋势。国家已经在财政、税收和其他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开始向农村倾斜，有可能一致差距扩大的趋势，减缓差距扩大的强度，为逐步缩小差距创造条件。要继续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要注重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要用先进的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大量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这实质上是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并预测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40％提高到55％以上。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0％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为了顺利的实现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所可能发生的混乱和振荡，需要同时从两个方面努力。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注重为农民向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防止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病。在农村，要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防止大量农民丧失土地沦落为流民。
第二，帮助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重大的进步，横向比较，地区差距是扩大的趋势。这既有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因素，也有经济基础和市场潜力不同，这些客观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政策选择、发展战略不同的主观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包括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和帮助落后地区发展这样两个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有的省，自治区内部也有一部分地市率先发展起来，这对于带动全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支持，这个战略方向要坚持。现在突出的提出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发展的大局。国家为支持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已经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包括《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最近提出的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计划，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综合分析，影响地区发展的各种因素，地区差距在近期仍然是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也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国家在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方面，还有政策选择的空间，实际工作正在加强，包括加快落后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包括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但是缩小地区差距是长期的过程。
第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是基础，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必须同时注重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去年，SARS疫情的蔓延暴露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成为调整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契机。解决社会问题，放在第一位的是扩大就业，中国人口多，并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变时期，就业压力降会长期的存在。扩大就业的政策方向是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社会保障采取低水平，广覆盖的方针，通过扩大就业和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制，解决城乡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公共卫生体制建设重点是疾病预防控制和流行病在这方面的投入正在大幅度的增加。公共收入东西部分配差距的扩大反应区域强烈，完善的调节政策还在继续的探索之中，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就是适当的降低投资力度，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比重，投资结构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这样做将会扩大经济增长的领域，早就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正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也是有利于社会问题解决的。
第四，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人类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中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人口增加，使得人均资源占有量减少，是资源环境的压力在加大，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道路和战略的选择，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要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出发，以利于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的政策，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9％以上，而能源消耗是4％，而且节约的潜力还很大。这也说明开源节流，资源是可以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环境的状况是在局部有所改善，整体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还没有扭转，中国已经签署了三十多个国际环境公约，将会认真的履行这些承诺来促进国内环境的改善。有利的条件是中国已经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的国策，公众的环境意识逐渐的提高，靠加强管理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质量将会得到改善。
最后，第五，就是注重国内外市场的协调，在促进对外开放当中促进国内的发展。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是中国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的因素。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追求的是共赢，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很大，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扩大，中国出口增长很快，同时进口也在迅速的增加。净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很小，而且是下降的趋势。中国将会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进一步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将积极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多边和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达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目的。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广泛，中国将妥善把握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节奏，注意防范经济风险，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的。
按照上述的政策方向，需要在制度建设和实际政策方面采取许多重大的步骤，有的已经在实行，有的正在积极的酝酿，有的还需要继续探索。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做将会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大，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将会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和实现社会和谐，这将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问题的紧迫性，同时也知道实现协调发展面临的严峻的挑战，知道在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重要，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把所有的事情办得非常美好。重要的是，已经树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并且在积极的朝这个方向努力。有理由对中国新的政策和发展前景做乐观的预期，谢谢！
孙晓郁：谢谢王梦奎主任，开幕式的议程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下面进行第一单元。
陈元：
尊敬的王梦奎主任，马凯主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开始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讲演和讨论！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讲演！马凯先生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研究生毕业，此后先后担任过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国家物价局副局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务，中共16届中央委员。马凯主任不仅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研究功底，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著有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改革与发展求索，改革参与与思考等专著。下面我们请马凯主任讲话！
马凯：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按照会议的主题我就树立和落后科学的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谈一点看法。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他的实质是要回答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振兴，不仅要以保持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为前提，而且必须回答和解决好内部体制增长方式和外部环境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这三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体制不顺，机制不灵，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和活力，运行就缺乏效率。因此只有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或机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然而，即使选择了一个合理的体制，但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种适合国情和现阶段的增长方式，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也难以提高，经济也不可能长期、稳定的发展，甚至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进一步说，即使选择了正确的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但如果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出现重大失误，外部环境恶化，也会制约国内的发展。经过25年的改革和开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确立正式实施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正确处理了外部关系，外交关系，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赢得了好的外部环境。现在选择合理的增长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从根本上来看，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这样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所谓高投入就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十倍，同时矿产资源消耗也增长了40倍，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现在每增加一元GDP需要投资高达5亿元，在六五，七五时期，投资两元就可以增加一元的GDP。所谓的高消耗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各类资源的消耗强度非常高，去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创造的GDP相当于世界总量的大约4％。这里尽管有一些包括汇率这样的不可比因素。但是主要的产品单位产量的能耗，水耗和矿产资源的消耗来看，均大大高于国际的先进水平。所谓的高排放，高消耗换来的增长，导致废弃物排放多，环境污染严重，我国单位废弃物的废水，固体排放物的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所谓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致使相当一部分增长是无效增长。无论是三资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都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制约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整体效率的提高。所谓的难循环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处于现阶段从资源到产品，再到废弃物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还没有形成从资源到产品再到资源这样的循环经济。资源回收率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可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我国每年有五百万吨废钢铁，二百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以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所谓低效率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必然结果，不仅劳动生产力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能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等等的产出效益也影响竞争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近期来看，是保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去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了9.1％，呈现出多年来所期盼的增长比较快，效率比较好，国力比较强这样良好的事态。但是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来之不易，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许多隐患，隐忧。由于增长方式粗放，尽管我们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加剧了能源、资源短缺的压力，又加入了投资品价格上涨，以及的压力。还带来了煤、电、油的全面紧张，整个经济运行已经绷得过紧，不转变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要说难以维持9.1％的增长速度，即使保持7％的速度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处理不好，甚至会引发经济的大起大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长远来看，是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目标的必然要求，我国已经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汇集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包括了到202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内，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一体的一个目标体系。然而我国资源底数较差，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耕地和淡水人均占有量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分别是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即使是储量比较丰富的煤炭，要满足现实的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面临着现有的经查储量不足，生产能力不足，运输能力不足和环境容量不足等四大压力。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来维持增长，难以维系，也难以实现GDP翻两番的增长目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却消耗了全球60％的能源和50％的矿产资源，实现了自己的工业化。进入新世纪，全球另外85％的人口将有相当一部分陆续要进入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解决日益突出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实现工业化的矛盾，是新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我国不能像少数国家那样，奢侈的消费地球上的资源，也不能因为资源问题而放弃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根本出路就是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地球，地球资源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独享的，也不仅是供我们当代人消费的，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考虑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转变增长方式从增长的本来目的来看，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增长或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粗放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增长，是人们得不到与经济相适应的收入的增长；粗放的经济增长是高消耗的增长，必然会过度索取自然，带来生态催化和自然灾害增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粗放的经济增长是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增长，必然会给人民的健康带来损害，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发展是为了人民生活更幸福。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时经济增长了，但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提高，这是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在两千多年前曾经说过“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我国资源禀赋本来就不强，不转变这种节林而耕，节泽而渔，节矿而采，不顾自然，不计代价，不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无论从近期看，无论从近期看，还是长远来看，无论从国内资源来看，还是地球资源来看，无论从当代人的发展来看，还是后代人的发展来看，都是难以维系，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节约型社会。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摒弃传统的发展理念，劳动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辩证的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辩证的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的等同于发展的观念；辩证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摆脱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此，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切实把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要强化企业管理，持之以恒的搞好全面质量管理，严格成本核算，降低物耗、能耗、水耗，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要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抓紧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要积极发挥、发展循环经济，尽可能降低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缩短传统工业化的进程，同时还要引导合理消费，提倡健康文明和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增强全民族的资源优化意识和节约意识。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必须转变传统的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环境，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全面推进和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宏观调控指导下，更加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性作用和配制资源的作用。要继续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积极推进金融、财政和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开始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可能是会出现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可能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的这样一个阶段。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一个矛盾凸现的时期，由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调整的加快，各种利益矛盾的摩擦加剧，可能出现一些矛盾加剧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时期，处理得好，可以顺利的实现现代化核工业化，使经济上到一个新的水平和台阶，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失业剧增，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徘徊。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或者倒退。两种前途、命运都同时存在，应当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走向光明前途的国际环境，体制基础和政治保障，只要我们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后科学发展观，切实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就一定能够避免后一种可能性，迎来我国新的黄金发展时期，谢谢大家！
陈元：感谢马凯主任的精彩讲演，下面我们请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珀金斯教授！他是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同时担任东亚研究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他与中国台湾、韩国及越南问题，和发展研究为主题，珀金斯教授撰写了大量的书籍和论文，现在我们要求珀金斯教授做讲演！
珀金斯：
非常感谢曾先生，我实际上已经拿到了他的一个发言稿，全面的讲述了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情况，比如说在国家资源的消费，更有力的消费以及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等。实际上，对于他所讲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我同意他的看法，
我想在我的讲话中间，我愿意更强调一点，就是中国水资源的问题，当然他也谈到了其他的资源，比如说那些缺乏的资源，可以用中国的外汇从其他的国家来进口，当然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很充足的，可以进行进口。但是有些其他的国家，在这方面就不那么富裕，外汇的情况不是那么富裕。比较起来，中国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另外他在结束的时候，还谈到了以人为本发展的方式，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在地区发展方面，这种协调的发展，也就是说，比如说像东部发达的海岸地区，沿海地区，以及内陆地区发展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谈到中国发展的时候，有时候人们不太清楚我们谈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实际上就像马凯先生他的讲话里面已经谈到了国家资源以及内陆地区平均协调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他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他可能对这些问题就不是那么关注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问题都重视起来，还要考虑到其他的，比如说能源、交通等等方面的情况。
大家如果都知道历史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经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比如说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当时中国也建立了三线，三线工业等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措施和方式。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发展中国的内陆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以便他们能够赶上沿海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落后的地区，实际上是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的发展。
我们在谈到地区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并没有很多的先例可循，也就是说，像相近的这种条件，本身这种大国也有两、三个，但是他们并不是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的先例。比如说前苏联，它的经济改革，也是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另外呢，现在欧盟有一些成员国，他实际上也是不如其他的欧盟成员国那么富裕，比如说像西班牙，像一些新加盟的成员。
美国也是有相似的情况，在北方，在西部是比较富裕的，但是在南部和东部有些地区是相当穷的，相比较而言。实际上在四十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南方有大批的劳动力向比如说西部海岸，加利福尼亚等地区迁移。而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在东南部由于它经济的发展，已经吸收了很多的投资，因为它投资回报率比较高，而且劳动力也比较便宜，成本比较编译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外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方面中国没有什么特别可借鉴的发展模式，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发展，也许有些人的说法是夸大了这个事情，但是我想有一些看法还是跟现实很接近的。比如说在中国的流动人口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内陆的劳力确实是在向沿海地区迁移，因为那里有他们工作的市场。另外资本也是如此，不光是外国直接投资，还有私营部门的投资，进入内陆省份的这些投资，主要是用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并不想假装我非常了解中国这方面的情况，但是我想原因之一，一些其他的原因，有可能他现在碰到的一些问题，在这方面的控制，以及申请，得到批准的程序比较长等等，这都是会成为一个放慢的因素和原因。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些文章，讲述了中国各大城市一些发展情况，当地的政府在运行他的财政制度的时候，主要是想把他放在整个体制运行之下，这方面做得是很成功的。但是在同时，他们也在尽力的发展地区经济。由于这种控制，他也是产生了各种因素来放缓或者是阻止了资本流入中国的内陆省份，这不仅是资本，还有其他的资源。
现在我想回到刚才人们谈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从农村到城市已经有很大量的劳动力迁移，王梦奎主任也谈到了这一点。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农业占到全国劳动力的50％，现在已经下降到了三分之一了。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例子，当然我们不能够机械地把其他国家的经验移植到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南韩的经验，以及在日本和南韩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经验。当时他们农业的劳动力也是占到整个劳动力的50％，后来在二十年之后，他一下就减到了10％，所以在中国，迁移的人数会达到5亿左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城乡的这种贫富差距，因为在中国，这种贫富差距特别大。当然了，其他国家也有，但是中国的这种差距要更大一些。所以现在中国的三农政策是非常值得赞赏的，确实应该这样做，但是公平地说，我们在这方面不应该存在任何幻想，如果你光支持农业发展的话，并不会完全的改变劳动力迁移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把农业的这种产出和收入让他和城市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到相同的程度。另外还有一个水资源的问题，水资源的短缺。所以我们并不是只把人口留在农村就解决问题了，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要尽力而为支持农业的发展。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来处理这些迁移人口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原来人们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人口的迁移，劳力的迁移，不管是三亿人，还是四亿人，我想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些人进入了城市以后，迁移了以后，他们能不能得到平等的公民对待，他的待遇，他的保健，他的医疗是不是能够得到保证。而使他们不至于沦为二等公民，在医患方面没有任何的保障，而且永远贫穷下去。
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我们首先看到资本是要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也就是回报率高的地方。人们会流动到有工作做的市场上去，不管是资本还是人来说，都是这样的。如果资本进入内陆省份，来促进贵州山区工业的发展，不管是资本流到内陆，还是人才流到内陆，我们都要保证做到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要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以便于能够吸引资本的流动和人员的流动。所以我们要看到人口的迁移，还是要继续下去，我想这是在将来一、二十年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在美国方面，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事情，都不是那么正确的，我们从中应该吸取教训，希望中国也能以此为借，谢谢！
陈元：感谢珀金斯教授，下面我们请自由发言，讨论！
张维迎：
我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平衡的发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处理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特别是国内民营企业的关系，目前我们好多的制度和政策对于中国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对民营企业，有好多歧视，这使得中国自己的企业处于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当中。在市场准入方面，我们一直在吸引外资，比如说吸引大量的外国制造企业进入中国，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要生产汽车，得不到政府的批准。税收方面也有好多不平等的待遇，比如说外资企业的免税，而中国企业不享受，特别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可以集中纳税，而中国的企业不可以集中纳税。这样好比是办一个连锁商店的话，外资企业可以集中进货，集中支付，中国的连锁企业，注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在当地纳税，这样他就没有办法集中进货，没有办法享受进货方面的规模经济。
另外就是土地，好多地方对外资的土地非常的优惠，而区域的人要获得土地就非常的难。还有公司制度方面，好比说我们私人企业有一个工资预算，比如说在北京，月薪超出一千块钱的工资，要缴纳利润税，雇同样每月一万块钱的一个人，外资企业的成本是一万，而中国私人企业的成本，一千块算成本，另外九千块就不算成本，算是利润，这样的话，他的劳动力成本超出30％。这样的话，中国企业在吸引人才方面，也面临着好多不利的东西。还有一点，各种官员的心态，现在各地都在比赛怎么吸引更多的外资，而不是比赛怎么能够发展本地自己的民营企业，各级政府官员很乐意接见外国企业的CEO，而不太愿意接见中国企业的CEO，很愿意倾听外国企业的这些声音，而不愿意倾听中国企业的声音。这给中国自己民族企业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长期下去的话，有一个担心，中国本民族的企业，可能就没有办法发展起来。我想借机会问一下马凯主任，我不知道我们发改委有没有一些系统的想法，能够对本民族的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马凯：感谢张维迎先生的提问，说明他对国家的发展非常关心了，在去年国家发改委成立以后，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叫中小企业司。中小企业司实际上也是着力于发展非公有经济企业这方面，经过去年一年，我们主要做一些基础工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目前正在和国务院研究室，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的精神，正在起草一个促进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我相信意见出台以后，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一些很好的促进作用，谢谢！
林毅夫：
我是北京大学林毅夫，今天早上听到马凯主任的发言，很受启发，特别是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人跟自然协调的问题，能源，矿产资源等于的消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般是大型的企业，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在能源，自然资源方面的使用是比较节约的。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在听到王梦奎主任的主题发言的时候，他也强调另外一个发展侧面，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力非常多，尤其是在农村里面有大量的劳动力必须转移到城市来。再创造就业方面是中小型的企业他创造就业能力比较高，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创造就业能力更高。我们知道一般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他在能源的使用，矿产资源的使用上面，效率是比较低的。我想跟马凯主任请教，我们一方面要在平衡能源、自然资源使用的节约，另外一方面，应该发展一些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它创造就业的能力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多发展一点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要多创造一点就业，但是它的能源使用和矿产资源使用的消费可能会比较高，如何平衡这两者？
马凯：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提两点看法，第一点看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或者是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它要跟每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在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比较明显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发展集约型的经济，同时也还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是回避不了的，这一个看法。企图说一刀切，所有的企业都要大型化、规模化、技术含量都特别高，这是不符合现阶段的发展实际的。
第二个看法，我觉得要使我国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靠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从经济结构来说，第二产业的比重，特别是第二产业里面，高耗能的一些产业比重还是非常大。所以真正要转变职能，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降低能耗和资源的消耗，关键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第三产业。我想如果是把服务业，第三产业这条腿加长，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三产业在GDP比重只是占到33％，三分之一左右吧，还明显偏低。如果把这条腿加强的话，我想林毅夫先生所提的问题，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大量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解决了我们整个能源、资源消耗和过渡的问题。谢谢！
段永基：我是斯通公司的，你刚才说了，发改委有一个中小企业司，成立之后，确实对民营企业做了很多工作，非常积极和热情，中小企业司里面有一个非公经济处，整个编制只有三到五个人，非公经济已经占了三分之一了，但是它只有三到五个人，这么少的人怎么管。另外他们的经费也非常紧张，你们能不能稍微扩大一点人员编制和费用预算？谢谢！
马凯：虽然是这个司的人数比较少一些，特别是那个处，但是我们想从我们的观念上来看，比如说我们各个司，今天规划司的同志也来了，能源局的同志也来了，特别是工业司的同志也来了。在各个专业司里面，也要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作为一项自己的任务，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刘晓光：刚才我听了你的报告，我是首创集团的，经济增长当中你没有讲最关键最关键还是一个企业活力的问题，中国企业活力的问题，这是几个问题，第一个自主权，改革二十多年来，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落实。第二个投资权，有些投资投不进去，它是垄断的。第三个来讲是动力机制，最核心的还是这个问题，国有企业能不能给一个动力机制。第四，现在国际上的投资机构很多，我们也需要走出去，各种条件限制非常严，很多的机会都丧失了。我在芬兰看了一下，他有八十个造纸厂，他把自己的森林已经封闭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投资机会，但是投资起来非常的困难。经济增长方式很关键的还是体制问题，体制当中很关键的还是活力问题，中国的企业要是没有活力，我看没戏！
任志强：我是华远集团的任志强，在中国处于国际化竞争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经济家都认为中国是处于国际加工厂的地位，这种情况下，必然是大量资源的消耗，因为我们只取了加工费，最终产品的产值体现在别的国家。这个矛盾和我们整个国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消除这样一个国际加工厂地位的时候，就可能会在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上减少，等于在别的国家利用我们国家的资源在生产他们的产值。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会和整个国情有一个冲突，这样的话，经济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我们国际加工厂利用廉价资本和廉价能源去获得世界经济发展利润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矛盾。另外一个就是晓光刚才也说了，我们能不能从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资源，以成为限制我们发展的条件，我们必然要开放各种企业在国外获取资源的渠道，没有这样的渠道，我们仅依赖于国内的这些资源，并且用这种消耗方式来计算我们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日本几乎是没有任何本土资源的国家，必然要靠对世界资源的拥有或者是去购买也好，或者是去占有也好，但是我们不开放这样的渠道，就只能在国外去拼资源，而没有办法利用国外的资源，解决我们资源匮乏的问题。我想这两个问题，都和我们经济方式的转变产生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经济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不能解决我们加工厂地位的条件的话，就很难解决我们自然消耗的问题。
刘鹤：刚才听了马凯主任的报告，还有珀金斯的报告，我很想听听珀金斯对这个报告有什么评价，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另外刚才您说的，关于消除地区增长差距的问题，和消除城乡差距的观点，很有价值，我就是这么一个建议，谢谢！我叫刘鹤，来自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
珀金斯：我想看起来大家的问题都是问马主任的，所以我的话应该是比较简短，但是刚才大家都做了非常好的发言，我们也提到了要发展服务行业。另外一方面，对于服务行业的发展，当然也会跟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关。如果要达到80％或者是85％劳动力就业，那么在中国现在的阶段也许是不太现实的。我并没有准备要回答这些问题，在整个的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上来讲，我想你如何能够创建就业机会。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讲，当然主要是一些在服务行业，还有很多是在工业相关的各个行业当中，还有一些附属性的行业活动当中。当然了，很多方面必须是由有活力的私营部门做出贡献的，我想中国在这方面，人们也提到了如何能让国有企业更加有生产性，更加有效率，我想在几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中国现在渐渐所做出来的，就我所了解，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当中，是想尽量的让国有企业来进行改革，而且让这些基本的私营企业能够扮演更大的角色。这对于我来讲，毫无疑问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走，很多都会是中小的企业，在这儿核心的问题，就是应该有恰当的激励机制，对于那些中小的企业，应该有恰当的激励机制，并且让他们不仅仅是集中在东部的沿海地区，而是在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中小企业，中国正在朝这方面不断的前进，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想就此打住了，因为这真的是马凯主任唱主角的，刘先生突然让我回答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李强：我是清华大学的李强，我上个星期在四川做调研，我想就了解的情况介绍两方面的情况。一个是我这次调研感觉到失业问题很重，也就是说，传统上我们多数就业者还是在比较规范的领域就业，这次看到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很规范的就业体系，他们的工作有的时候是从干几种活上得到一点收入。这些就业者目前我感到和以前的调查来看，失业人数比例相当高，很大部分的人没有很稳定的生活来源。从情绪上看，好象不满情绪比较高，以往做调查，他们好象谈话还比较容易接近，现在不管哪儿来的，情绪很大。
还有一方面问题，去年我们知道国务院废止了《收容法》，这对于保障流动人口权力还是很重要的。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不再登记了，过去之所以登记是由于有《收容法》，由于不登记了，目前很混乱，没有人搞得清楚流动人口是多大。流动人口按统计来说，我们这次统计大概是40％多，即使是过去的统计也是漏掉的。所以城市的流动人口总数比我们估计得要高得多。现在基层反应，特别是一些普通的居民区，我们跑了一些派出所，犯罪率都是上升，这两个情况我做一下反应。
罗奇：我是来自摩根士丹利的，马主任你确实对于过度消耗这个问题谈得很深，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微观政策的，它可以用实施来进行改善的，我想来听您谈一下宏观的政策，特别是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赵希正：我想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和重视，目前中国经济里面出现很多不协调，不平衡，包括城市和农村的不平衡，地区的不平衡，还有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衡，这个我认为分析的都很正确，另外一个就是资源、能源，原材料，水资源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不平衡，这两类平衡是性质不同的，应该深入的讨论。第一类不平衡是取决于政府政治的调控来解决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就业，这样一个政策取向，而第二个不平衡，中国资源的不平衡，能源、水资源，矿产，包括电力、石油、煤炭，它是一个资源可支撑的能力，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回顾这几年来，电力的发展从二十多年的短缺，到了1997年，1998年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略有盈余，现在又有了短缺。同时煤炭也不能满足现在火箭发展的支撑，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源提供的能力怎么相协调。中国国内的资源有多大的支撑能力，外部的资源进来有多大的支撑能力，我感觉到这个协调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来研讨。它当然也取决于政府政策的调控，另外一方面，作为中国的资源是一个有限的资源，而且马凯主任讲，用这个资源不仅要现在用，还要给子孙后代用，中国用还要考虑到世界环境，大家来共享。当然中国也要用世界资源，这样两种资源，所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中国经济今年，去年都出现了资源的瓶颈，应该对这个问题重视。
马凯：刚才赵先生提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作为资源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资源对经济增长确实要提供一种支撑作用，没有一定的资源支撑，经济增长是难以实现的。目前包括各级政府，企业界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重，老说我的经济要高速发展，你的资源就得给我保证。电力去年增长了15.5％，超历史水平了，但是他不能满足，你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20％的电力增长，但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资源确实要对经济增长起一个支撑作用。同时呢，我觉得资源对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制约作用，它反过来也要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及经济增长的结构。所以不看到后一方面，敞开口子去发展的话，资源怎么也无法保证。所以还要反过来通过资源来平衡你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的资源能保证你7％，你就增长7％，你就不要奔着9％去，资源短缺问题要多发展一些节约资源的产业。比如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觉得一些老农民都懂得，原来我气侯条件是这样的气侯条件，水资源比较多，那我种水稻了。但是一旦大气候条件变化了，水资源短缺了，就别再种水稻了，改种旱种作物就，都知道自己调整结构。但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地方政府明明知道现在资源约束很大了，但是还是要发展那些高耗能企业，这由于没有看到第二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所以现在既要发展你要大力发展能源，矿产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要宣传，在这样的条件下，你只能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只能采取怎样的增长方式和怎样的结构。
柯白：我是来自于中美经济理事会，广泛的战略经济方向的改变，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个问题，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为了来执行这些问题，从上至下在整个体制上，从中央到地方都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演讲人能不能对下述问题做一个评论，如果这个系统分配权力和权威能发生变化的话，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水平上，有没有可能使这些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能不能够成功，能不能得到执行，如果这个系统、体制从行政方面的放向转入到更大的权威导向的权力，和私营企业的方向，他会对成功的变化产生多大影响，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多大影响，他会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马主任，我不想花很多的时间了，我们已经研究中国很长时间了，都知道很难对这种政策和战略目标，用中央决定，他完全得到执行，在地方水平上是很难完全执行的。比如说财产保护，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在基层是很难实行的，很难接受由中央领导人把这些政策，把这些观念，在基层得到执行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农民调查》我正在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中央现在做出决策的这一部分，面临着多么重大的决策，而且要把这些政策接受，在地方层面上执行多么的困难。我们刚才花了一个小时谈论重大的差别，在战略方向方面，中国经济的战略方向包括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没有工作，都在中国移动，要进入到不同的新的体系当中去。如果你们要有一个权威体制，而且要进入到自由选择的国度，所以我就要问一下，我们能不能进入一个社会，在低层次的社会，把这个权威性也介绍到中国发展过程当中来，我知道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缺乏的。
马凯：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就是中国政策如果本身是战略对头，政策也比较符合实际，在实际贯彻过程中，确实有时候存在着打折扣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确实也要考虑到这种打折扣的因素。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做长期努力，包括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要划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也包括要进一步健全法制，很多问题的解决单纯靠行政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谢谢！
陈元：今天上午的发言和讨论交流，我简单地回顾一下，很感谢马凯先生和珀金斯教授的发言，做了非常精彩的讲演！第一点，我们的生态和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不断的充分利用资源，而且要节约资源，提高效率，讲究发展的可持续性。
其次我们要不断考虑GDP的增长总量，还要考虑增长当中要有足够的技术含量，科技进步，能够逐渐的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三，我们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当中要有足够的制度建设，经济改革，体制含量，不但要有利于国外企业到中国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内企业到境外发展，要有利于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以及就业、创业，以及城乡的发展，以及宏观经济和各方面的协调。这些问题都有赖于各方面的协调。
经济增长的转变同时也对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的发展要与科学发展观相结合，解决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融资体制之间的落后是非常明显的，它需要更加速自身的发展和改革，以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更多作用。下面我们就结束今天上午第一节的讨论，感谢马凯先生和珀金斯先生，以及各位先生的讲话，谢谢！
第三单元 国内国际市场的协调发展
约翰斯顿：欢迎大家参加这段会议，我认为这段会议会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外部市场。实际上我们在发展中都遇到这样一个挑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的话，会阻碍整个资本以及其他资源的流动。所以为了动员所有内部的资源，或者是有利于资金和技术的流动，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看到中国各个省市，各个区，有的时候不是完全开放的，而且在吸收资本的时候，主要是向国外来吸收这样的资本，不管他缺口是2亿，3亿，5亿甚至是到10亿。人们在这方面都谈到了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和原则，我觉得听到这些发言都非常有意思，我认为中国在内部市场方面，在区域方面的发展，实际上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独特的问题，在我的国家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听了副总理先生的报告，并且进行了讨论。对于这一段的会议，我们首先要有请商务部的于副部长来发言，然后是刘遵义教授，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候任校长。所以我们愿意祝贺他的新任，首先我们欢迎于广洲副部长给我们讲话。
于广洲：
尊敬的主席，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我很高兴参加本次的论坛，围绕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我就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国内国际市场协调发展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的扩大，2003年，中国的经济尽管受到非典的冲击，但仍然取得了新的大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9.1％，增量约1730亿美元，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增加，社会商品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四万六千亿。对外开放也迈上了新的台阶，新出口总额达到了8512亿美元，对于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份额进一步增加。全年实际利用外资535亿美元，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对外投资也累计达到了114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五大机遇。
一是中国市场的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中国着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内外贸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中国正成为全球具有潜力的新兴大市场。比如我们中国已建立在世界上用户最多的电话网，2003年，中国新增电话用户一亿一千万户，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再如汽车的销售440万辆，同比增长了34％，跃居世界的第三位，一年内产销增加一百多万辆，这在世界汽车工业史上，也是罕见的。再如钢材、水泥等需求都非常旺，如此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二是中国进口的迅速增长，为各国厂商带来了巨大的商机。20多年来，中国的进口平均增速高达15％以上，2003年中国进口4128亿美元，进口的增量达到了1176亿美元，约占全球进口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有人测算接近了40％。仅2001年—2003年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就购买了将近一万亿美元的外国商品。众多的外国厂商从中国日益扩大的进口需求中获得了实实在在得好处。
三是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复苏。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尚不足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但正如美国财长斯诺（银）所言，中国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给世界的经济复苏传递了一种信息，增强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为低迷的世界经济增添了亮色，也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新的曙光。中国与美国出口商品存在竞争关系占15％左右，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是他不生产的，也是美国消费者格外欢迎的，而中国用出口换来的美元，有不少购买了美国的债权，填补了美元国际收支的赤字，降低了美国的融资成本，美国也从双边合作中获得了许多经济成长的机会。
四是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机会。据统计，2003年，中国从日本、韩国东盟的进口增长都超过了30％以上，成为这些国家出口增长的重要基础。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日本对外的出口增量占全国出口增量的30％，中国也是韩国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中国对亚洲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快速增长，2003年达到了680亿美元。从上述我说的，也支持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五是中国入世后不光是为了条件改善，为跨国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都是两年多来中国大幅度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放宽服务和投资市场的准入限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市场法律法规，共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清理行政审批项目近4000件。加速政府职能转换，推进了一把手的政策透明度明显提高。投资环境显著改善，增强了外商投资信心，跨国公司也纷纷增加对华投资。目前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和汽车行业，已经成为当前外商投资的热点，世界排名前列的汽车，大企业，都已经投资了，世界信息技术一百强当中，也有九十多家在中国投资。绝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经营业绩良好，获利颇丰，对他们而言，赢得了中国的市场，也赢得了新的全球竞争力。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在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将努力做到六个协调，中国将更加注重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协调。中国将坚定不移的扩大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竞争和合作。同时，我们始终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的战略方针。未来的20年当中，中国的GDP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幅度，人均的GDP将由2003年的1090美元提高到2020年的3000美元以上，扩大内需的空间极大。今后我们还将不断的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大力培育住房、汽车、旅游、信息、教育等新的消费增长点。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已经在向十万元，几十万元升级，预计今后五年中，中国的汽车消费增收将超过15％。中国对外科技、文化、教育合作的不断扩大，并将逐步成为世界促进旅游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将有利的推动世界服务贸易的增长，中国将继续推进国内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的法制建设，强化国内市场的统一，为国内外创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中国将更加注重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协调，我第一个讲的市场协调，第二个讲的利用资源中的协调。中国将进一步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低污染，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减少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量，不断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为世界环境的清洁、宁静、秀美做出自己的贡献核力量。中国在注重用好国内资源的同时，也愿意和其他国家加强能源、资源的平等合作，中国新型工业化正在加速，对于基础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需求有合理的、较快的增长，中国资源产品进口的增加将为不少资源丰富的国家带来更多的收益。中国将更加注重保持进口和出口的协调，我们主张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将长期坚持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方针，保持我们的进出口平衡，目前不断在增加进口，过去两年，我国进口增收分别高达21％和40％。其中203年的进口增收高于出口5.3个百分点，今年一、二月份，增收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3.3个百分点，今明两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很可能接近一万亿美元，所以我们进口的情况，这个增加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们能保持年均增长10％左右的增长速度，我们到2013年，中国当年进口就能超过一万亿美元。届时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中国近期需要大量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基础原材料以及大量有竞争力的消费品。中国也将适时适应国际市场需要，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继续为国际市场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我想我们是在大力促进进出口平衡的过程当中，尤其需要发展高新技术产品。
中国将更加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协调，我们将坚持鼓励吸收外资的方针，不断扩大开放领域，保持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都将为外商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机遇。中国将加大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力度，对外投资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我们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在提高对发达国家投资水平的同时，大力加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互补性投资，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发展能力。中国政府将鼓励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境外的基础设施建设，并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对外投资的不断扩大，也将有利于东道主就业的增加和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将更加注重外部条件和自身优势的互补和协调，中国在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将积极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加强自身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将努力发挥市场规模大，人力资源成本低，产业配套能力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打造更加广泛的国际和作平台，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我们还将把政府职能重点转移到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上来，我们将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性的法制环境，我们将加强制度创新，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做好政策的引导，信息的发布，工作的协调，创造公平竞争的秩序等优良环境来努力营造好一个更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发展环境。
中国将更加注重双边区域和多边经贸合作的协调，我们将大力加强双边经贸合作，鼓励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经贸往来，实行优势互补，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的经济合作，逐步形成投资便利化，优惠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等不同层次，地域广泛的合作体系，促进利益的共享。中国将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并发挥其建设性作用，我们将严格履行入世的承诺，进一步放开市场，为世界各国工商界来华投资，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女士们、先生们，一个致力于扩大开放，信守入世承诺的中国，必将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推动共同发展的中国，必将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新的贡献；一个致力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必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
约翰斯顿：下面我想请刘遵义先生来做一个评论！
刘遵义：
主席，王主任，格林伯格先生我非常荣幸今天到这里来，我想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再一次邀请我参加了这个非常尊贵的会议！另外我想祝贺于部长做了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介绍，也就是贸易的发展和外部的发展，在过去十年当中的情况。我想今天来谈一下，我可能将重复他的内容，但是我希望大家原谅！
我在这里有一个幻灯片，首先我想谈一下非常明确的一点，也就是全球化中出现了市场一体化和很大的能量，这种国内和外部市场的融合，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下述市场一体化，这些市场的融合，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融合，同时它提供了进入两种市场的机会，供应商和客户共同进入。另外还有对于同样产品价格的一体化，我想这就是一体化的意思，也就是同样的产品可以得到同样的价格，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外部的。再有那些好处，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在全球化当中有哪些好处呢？于部长已经说了很多内容了，比如说他们说市场扩大需求，和中国公司的多样化，越来越多货物的多样化，给中国的消费者提供了很多机会。中国经济可以完全从专业化当中获益，在国际劳动分工方面也会获益。我已经意识到从这种经济规模当中取得的收益，多样化对于中国来说，他减少了潜在的干预的供求方面的干扰，技术转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得好处，它对经济进一步开放非常有益。
最后我想补充一下，外国的供应也可能帮助我们来削减，减少，甚至是消除中国经济当中的这种垄断性的现象，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益。非常典型的对于这些大的经济国家来说，他们都愿意搞垄断，这是不利于国内使用者和消费者的，所以我们要来比较一下，中国的经济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来比较一下，这种政策保护主义，的确可以使你止步不前，我并不期待印度经济是发展很快的经济。在这方面还有一些直接投资的流向，中国在一个特别关键的阶段，中国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并不仅仅是资金，外国的投资，技术转让方面和新的商业模型方面，和新的技术市场方面，并不是津津有货币的问题，资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外国投资有很多企业在中国投资，刚才于部长已经提到了，我们要来投资，我们要来祝贺中国在出口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且要祝贺中国进口方面取得的成就。
油田对中国的石油工业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在中国的境外消费方面，IR（音）方面做得大量的工作，使机构投资者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非常受人环境的。时间并不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中国有一个外贸的盈余，这对投资来说，要能够使这笔资金出去，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增长是非常独立的，完全是独立于其他国家的，这种关联性很少。所以这种多样性的可能是非常大的，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多样性的前景是非常大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他们要进入中国，他们也发现缺乏这种关联性，这种相关性的经济和美国的关联，在这方面是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多样化的。所以在这方面有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发展或多或少的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它是由国内需求驱动的，它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联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我们谈到国内需求的主题实际上刚才部长先生已经讲到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实际上和美国在19世纪初的时候情况比较相似。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贸易，一些制造业，当时实际上都是非常趋向于国内市场驱动的趋势。我想这对于中国GDP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也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也是增长的非常快，而且也有附加值产品的增长。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模式都在不断的重复，而他们在中国也是这样，从一个地区的一个省份到另外一个地区的另外一个省份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的潜力，尤其是在中国进行不断的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将来几年的发展，而且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完全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调节。而且在连接国内和发布市场的时候，以便于资本和人才流通都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如果说要促进一个国内市场发展的话，以及它和外部市场连接，首先要有一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像铁路、公路、港口等等，另外还有电信等等事业方面的发展。
第二点，就是法律的框架和架构，我想这个法律不光是要制定起来，而且要在全国内进行实施，执行。中国对国内来说，可以保持一个完整的国内的市场，在美国，宪法中间对于国内商业也是有一个规定，州政府不能够设置障碍来阻碍商品的流动。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应该采取相似的措施，当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还是存在地区性的，比如说省际之间贸易壁垒的情况。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种保护主义的，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区域之间和省之间的保护主义。我想在这方面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商业机制和组织来进行管理，只不过是应该主要集中在商业、税收这些方面的事务，就像美国的这种全球性机构一样，以保持它在全国的平衡性。
另外采购方面，在地区一级的政府，比如说省级的政府，它应该允许不光是外商进入本地采购市场，而且本地中国公司也应该可以来进这个市场。当然了，在产品方面，另外它产品专业化的方面，他的标签，他的等级划分都是应该进一步改善，以便于促进贸易的发展。
另外自由的市场准入，我想在这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另外还有就是竞争的标准，我想这方面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那么在这方面应该制定比如说反垄断法和其他的法律，以便能保证市场确实能够有效的运作。
再看一下国际的市场，这和WTO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是紧密相连的。对于中国来说，加入WTO就是要从长期上可以保证国内市场不会被任何公司来垄断，也就是说不会被国内公司来垄断。我们看到了已经大大减低了关税，汽车的价格也是大幅度的下降，原来是100％的税，现在已经下到25％甚至是更低的水准，所以我们看到汽车的价格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另外是监管条例的改善，也就是说，可以进行直接的贸易，而不必经过中介的系统和环节。另外还有兑换率的浮动，我想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整能够进一步对人才在跨国方面的流动，资源方面的流动创造更便利的条件，以及吸引更多的外资。当然了，这也意味着中国如果想保持它的名誉兑换率稳定的话，当然了，他们现在在外汇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盈余，我们听到了部长先生已经讲到中国现在经常性帐户上面，资产负债表情况是非常好的，我们听到这个都很高兴。我们有两点，一个是叫代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吸引外资的进入的话，你首先就要给予他们一个很合理的待遇，比如说像国民待遇。至于说法规方面，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公司，都应该遵守相同的法规，我想对于外国公司的一些待遇，也应该付诸于实施在国内的公司身上，在这些方面如果能够实现，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来修改这些不同的法规，因为各国在这方面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方面还在实行，它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再用了，所以在这方面都应该很快的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进行改善。而且这种户籍制度的限制也应该不断的改善和消除，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人们都是要去到外地找工作的，所以如果你要有工作的话，人们就会自动流到这个地区来，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取消这些限制。还有劳动力的素质，我想还有就是英语的普及，如果中国将来想无缝把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连接起来，这种英文的普及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把他当成第二种语言来普及。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做一些什么呢？我认为我要谈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在税收方面是做得挺不错，因为它从各个企业，以及他的盈利中间都收税，他们也自己拥有很多企业，像国有企业。但是在这方面对于国有的和非国有的公司，应该有一个平等的对待，以便他们能够平等的竞争，这当然也包括外国的公司。另外还有一些保护主义方面的改善和消除，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另外双重税收的问题，也是要来做，还有一个兑换率的问题。
另外我还想指出一点，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流动，它不是经常项目驱动的，实际上是由利润驱动的，也就是他的回报率来驱动的。所以，如果有利润的话，就他就会流向那里。在中国，现在的计划，在将来几十年的发展，都是要每年GDP增长7％，也许印度能达到7％的增长率。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当然是吸引外资投资的一个因素，在这方面也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在这里，中国应该准备好接收更多的外资流入，同时也要保证一些资金的流出，这样能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局面。比如说直接的外资进入中国，在过去十年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现在正在慢慢的变成了世界的制造中心，而不是一个世界的市场。当然这个速度不是那么快，但是确实在发生，它已经成了一个工厂，世界的工厂，而不是一个世界的市场。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约翰斯顿：谢谢刘遵义教授。有请与会的代表现在进行提问或者是发言，以上我们谈到了中国出口的市场，加入WTO以后的有关事宜，以及在这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国内的保护主义，以及完整的国际市场的运作，以及如何使得国内市场的问题得到解决。在座的代表来自于各国，他们在这方面都有一些经验。
安忠荣：我代表韩国国际政策研究所，我刚才听到了于副部长的讲话，非常感谢你做了这么好的讲话，为了促进贸易连接，我想中国一直和东盟国家都建立了这种自由贸易的协定，定立了在一定的年份要减低自己，或者是消除一些关税的承诺，这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在将来几年，中国还继续在这方面进行FTA这方面的工作，FTA实际上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能请部长先生讲一下，在将来几年，中国在这方面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第二点，你强调了中国入世的这样一个程序，那么对于22国集团的这个，如果作为成员的话，那么中国怎么看待中国入世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个FTA的程序如何来进行推动，如何解决相关的问题，使得FTA的这个程序能够顺利的启动，谢谢！
于广洲：关于刚才很多的同志讲到的双边，多边的贸易合作问题，我想我在这儿再回答你的问题，我想我们国家最近对于区域合作发展问题，我们也积极的加以推进。
我们最近主要推进的是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向前推进。当然讲到我们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推进世贸谈判问题，由于我们双方都有共同的要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的，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愿望，因为我们互相之间搞区域合作，搞安排，对双方的经济大家都认为能够有好处。所以我们想在推动经济贸易安排当中，我们从亚洲、包括拉丁美洲，这些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都在有序的展开。我想借这个机会，我也给大家说这个事，我们有利于双方，有利于双方的发展，通过贸易的安排来促进双方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都可以给予支持。当然我们也在尽我们的努力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想我给你介绍的就是这样一种关于区域合作安排的问题。因为现在区域合作安排，世界上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据世贸组织讲，他们现在接近300个这样的贸易安排，我们在这当中占的数量比较小，但是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我就介绍这么多！
韦德乐：我是宜合集团的总裁，我提一个有关香港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公司，尤其是在香港营业的公司，都是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还有香港特区的政府，已经建立了CEPA这样一个贸易和约协议，也就是要促进两个地区的交流和联系。我们在香港有两个公司，他们都愿意在中国大陆来扩展自己的业务，虽然我们有这样的协议，但是国务院却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另外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条例，它也限制了一些汽车方面的销售，所以基于这两个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达成的CEPA的条约，还有中国入世的承诺，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落实下来，我不知道2004年，中国政府有没有什么计划，我不知道副部长先生对此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解释？
于广洲：我们在落实两个地区的合作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继续加快，刚才宜合（音）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互相对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和进一步交流。你刚才提到的很具体的问题，可以和我们的外资司很好的交流一下。据我们了解，你们这个材料也没有报出来，你们的愿望也没有报出来，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可以详细地探讨一下，就具体的问题详细探讨，我们非常乐意，也非常原以为你们服务。我在这儿明确地告诉你，定下来的事情我们坚决落实，CEPA毫不犹豫要向前推进。
胡鞍钢：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我想提一个问题，十年前，中国政府也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工频的、竞争的市场，国内市场，并且对地区封锁问题也提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决定很多重要目标已经实现了，或者是正在实现了，而唯一的这个目标却没有实现。无论是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还是OECD最近的系统研究，以及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自由化进程非常快，整合非常快。但是国内本身市场整合还处在一个非常滞后的情况。对此，从您的角度来看，怎么来解释这个原因。
第二个问题，和这个相关的，是这一次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或者是重申了这个目标，作为商务部，怎么来实现今后五年，乃至十年这个目标，我想不光是国内的学者关心，也包括国际上的学者也会关心这个问题。
于广洲：感谢胡教授，胡教授提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我觉得他提的非常重要。我在这儿想回答一下他提的问题，我们第一个是加强法制建设，目前的进展情况，《外贸法》已经在人大进行了二读，速度快一点的话，很可能今年上半年就能出台。《外贸法》的出台为下一步市场体系的建设，进出口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
另外，我们的《反垄断法》，反垄断大家很关心，反垄断，鼓励竞争，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非常明确。欧盟的竞争委员来，我和他详细地交谈过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我们互相还可以进一步向前进行研究。建立我们统一的大市场，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定下来的目标迈进，建立统一大使长的主要措施，一个是法制建设，第二个就是从体制和机制上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我们去年成立的商务部，主要的就是想把外贸和内贸整合起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所以我在想，在这个问题当中，我给胡教授回答的，就是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是我们将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走下去怎么走法呢？当前主要采取的措施，第一步就是先整顿规范，刚才刘教授提出的地区封锁，部门封锁首先要打破，打破封锁，鼓励公平、公开、公正竞争，引入竞争法则，这是第二。第三，是要打击不正当竞争，坚决反对垄断。这样的话，我们想在工作措施上，从整顿规范秩序，市场秩序到鼓励公开、公平、公正竞争，引入竞争法则，反对地区封锁，培育统一的大市场这方面，我们将采取一系列积极的工作措施，来向前推进。所以法制建设，体制改革，再加上有利的工作推进，来逐步逐步完成比较大的，也比较远的目标。所以我们想经过辛勤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能把很重要的这项工作能够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胡鞍钢：于部长，您谈到了再进口大量的增加，是从韩国还有日本，还有是东盟国家进口大量的增加，在以后的十年当中，是否有可能对于中国来讲，来加强同样的产品国内的资源，这样你就不用再依赖于那些国家的进口了。
于广洲：我想我们国内的资源有限，另外我们的发展互利，比如说有新的国家和地区，他的资源非常丰富，这个资源也要得到合理的利用，他的利用效率和价值越高，对这个国家和地区也是个贡献，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我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中国还是非常需要一些能源及一些资源，因为我们人很多，我们需要资源，我们在需要资源的同时，我们更加注重合理利用资源。利用资源，使资源花比较少的资源能够办成应该办的事，制造出应该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还是坚持互惠互利，在这个前提下能够把资源利用好，这也是我们两个市场资源一个重要原则。
西室泰山：时间上基本上已经到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要问于部长，刘教授和于部长都说过了，国内和国际市场这样的一个统一，对于未来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电信行业，或者是通信，或者是电子行业来讲，在现在的中国，确实好象是不太重视国际的一体化，我们现在还有无线通信方面的发展等等，还有三代技术的发展，三代手机的发展，所有的这些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在未来我们产生任何的阻碍，如果说建立起这些非国际的标准对于我们未来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于广洲：这要符合我们国内市场的需要，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大需要的国家，这几年通讯业的发展很迅速，应该说市场也很大，发展也很迅速，我想主要的还是需求拉动的结果。当然我们国家的政策，从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总体的政策是按照在WTO原则前提下制定的。与WTO不符合的一些政策我们都是在清理，这两年清理工作我们是很认真，也是很有效的。我刚才介绍清理的几千种，这都是对一些和入世不太符合的，都是在进行清理。当然了，你讲到我们这个政策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能清理到和国际上的准则都一样，贸易准则都一样，这个我不敢说这个话，如果你确实认为哪些方面，你讲到很具体的哪些方面，在哪些产业上有些不妥当，不合适的，你提出来，我们可以商量。总的来讲，发展电信产业是我们国家的支柱产业，我们还将根据市场的需要，百姓的需要，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坚定不移要发展的产业。
第二，我们将按照世贸规则推动这个产业的贸易发展。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上，我想有哪一点，或者是哪一个方面，你们觉得有不合适，我们可以提出来磋商，可以商量。
格林伯格：我想问于部长一个问题，非常大的自由贸易已经存在了，他们是否对世界贸易组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于广洲：这个问题很大，确实应该讲在贸易方面，我们现在讲的贸易方面，我刚才跟各位朋友介绍，我们现在贸易方面进展比较快，但是我们总是在世贸组织规则下进行贸易，贸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摩擦，这也是很正常的，产生一些纠纷，我们也应该是以平常心看待的。所以我想至于说在这个贸易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就有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磋商。只要我们能够很客观的、公正的对待一些问题，我想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也会推动这个贸易能够朝着有利于各自的方向发展，能够赢得共鸣。
约翰斯顿：格林伯格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做贸易的人当中，也对此经常谈及，韩国的同事也问了FTA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OECD的贸易部长还有非OECD国家的部长，在5月份要去巴黎，我想他们在那次会议当中，会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障碍进行解决，特别是在农业领域的一些问题，我没有必要再总结大家所说的了。特别是胡教授所说的是中国内部的状况，也是特别重要的，如何能够得以解决，产生一个非常有益的，国内的，强有力的，市场化为一体的市场。刘教授也提出了评论，他提到了在整个基础设施和竞争等等方面的工作，还谈到了在美国的情况，所有的基础设施可能是在那里，但是没有法律，就不可能达到现在的状况，非常感谢各位！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会
下午会实况
李剑阁：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主持下午这个单元的会议，这个单元的会议是资源的有效利用。首先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先生下午给我们做主题讲演。徐匡迪主席曾经工作在大学里，是教育工作，1989年开始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政府的工作；1991—1992年任上海市计委主任；1992—1995任上海市副市长；1995年2月到2001年任上海市市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工程学部的院士；当时是我们国家绝无仅有的高级行政官员同时是院士的。2001年11月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2002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现在我们请徐匡迪院长给我们讲演！
徐匡迪：谢谢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因为我想用比较短的时间完成我的讲演，所以我用了英文的PowerPoint，另外用中文来口头表述，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国来宾知道我要讲的内容，同时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会后可以把这个PowerPoint拿去，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合理利用资源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首先要讲一讲资源消耗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关系，因为有的人就说，你是不是可以不消耗资源发展经济，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我们人类已经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几百万年，文明史有六千年，但是最近200年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工业化时代，这200年消耗的资源比生物在地球上几百万年消耗的资源还要多。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体现，一个就是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的有名的S曲线，前面的低消耗部分是工业化的前期，主要是以农产品为原材料，轻纺工业为主的。等到进入工业化快速增长期，也就是重化工发展的时期，资源消耗是积极增长的。到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服务业的发展，资源消耗就逐步的平稳甚至于减少。这里我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一次能源消耗和GDP增长的关系，各个国家几乎都是线型关系，包括我们大家公认现在最好的日本，就是上面绿的方块，也可以看到当经济增长的时候，能源肯定是要消耗，是要增长的。其他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包括我们中国的台湾省。这里可以看到的是美国钢铁、铜、铝的消费总量和GDP增长的关系，GDP到三万亿美元以后，钢的增长趋缓，但是铝和铜的增加还是比较快。这个是50年以来，日本的铜、铝和钢的消耗，和GDP增长的关系。大家看日本在一千美元到五千美元的时候，钢的增长非常快，一直到一万三千美元以后，钢的增长才趋向于平稳。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物质的消耗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础和支撑条件。
这里面可以看到，典型的工业化国家，人均一次能源消耗和GDP近似的线性关系，当然，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最低的是一塔里（音），最高的是美国，北部的地方比较冷，一塔里（音）是地中海地区，天气比较暖和，用能比较少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线性的关系。对于新型工业化国家怎么样呢，我们列举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省和日本，可以看出这个能源的关系基本上也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这个是美国的一百年来，人均GDP五和钢的消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人均GDP在四千到八千美元的时候，增长非常快。就是到现在他人群钢的消耗量还在四百公斤左右，所以有人就说，你怎么钢产量比美国还多，你需要吗？需要，因为我们人均钢产量才一百多公斤，而美国现在即使在最低谷的地方，还是四百公斤的钢铁。所以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你要现代化，就必须要消耗资源，问题是怎么合理的消耗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
这是日本五十年以来，最近五十年，人均GDP的增长和钢铁消费量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日本从一万美元以后，钢的消耗量才基本上趋于平衡，也就是每个人大概在六百公斤左右，整个钢产量在日本是能在八千万吨左右平衡。资源消耗的问题，不但是资源的问题，也是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化学能源的消费量和增加，必然带来了环境污染，温室气体，二氧化硫，还有氮氧化物等等。在罗马俱乐部的时候，讨论环境问题，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提出来一个非常有名的倒U型曲线，在经济发展初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到青藏高原去，就是非常的干净，但是很穷。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开始油污染，工业化到高潮的时候，富裕但是很脏，要到后工业化时代，你有钱了，过去说先污染后治理对不对？这个是不对的，但是环境的污染量，二氧化碳总是要排放，能量总是要消耗，到高度发达以后，一般是在两万美元以后，污染降低，经济继续发展。但是我们不希望走这条路，希望倒U型变成一个比较平缓的曲线，污染尽可能减少一点，早一点治理，但是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必须要更新我们发展的观念和采用大量的科学技术。
今天很多外国经济学家和来宾在这里，我们坦率地说，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心里都不是很平衡。因为今天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15个主要发达国家，OECD国家，他们发展到现在，已经消耗了世界上一半以上已知的矿产资源。剩下八分之七的人怎么用剩下的一半资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能不能供应的问题，也是一个是否公平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对世界环境的污染，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包括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累，这是大家面对的问题，而不能指责发展中国家，你要发展，就不能做这些事。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降低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我们认为是中国新型工业化的一个核心，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降低资源能源消耗。资源能源消耗一降低，环境污染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中国已经确定了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力争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这里做一个对比，中国、美国、日本，这三个国家工业化过程当中，人均钢铁消耗的比较，我这里比较多的用的是钢铁，因为钢铁是耗能大户，同时我本人是搞钢铁的，所以我对钢铁的问题稍微多说几句。在美国1900年到1970年，美国人每一个人消耗了二十吨钢铁，当然他消耗的比较多，因为美国人经常要换汽车，钢铁消耗的比较多。日本从二次大战以后，1945—2000年，每个人也消耗了20吨钢铁，大家知道日本不但是出口汽车，出口船舶，也串口钢铁，所以日本的钢铁消耗比较大。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在2002年每个人只消耗了1.64吨钢铁，和20吨差距还非常的大。如果到2020年，我们的人口能控制到14亿以内，我们如果设定一个目标，我们的消耗钢铁工业化完成，比美国、日本、少三分之一的钢铁，要180亿吨钢铁。所以这个钢铁，180亿吨是可怕的，所以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发展道路。在1960—1970年日本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日本的能源弹性系数是1.21，如果中国也按这个办法计算，因为日本大家公认是节能比较好的国家，从2001年到2020年，如果GDP翻两番，一次能源消耗2000年是13亿吨，按照这个弹性是要增加到52亿吨，这样的煤的燃烧，或者是化石能源的燃烧，不但是资源没有办法可持续供应，也是中国和全世界难以承受的。除此以外，中国的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尽管矿产资源总量还比较丰富，但是石油探明储量只有世界的8％，世界平均水平的8％，铝只有平均水平的10％，铜为26％，铁是45％，石油和铁矿现在对外的依存度都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实际上去年铁矿已经超过二分之一。为此，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发展工程科技，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生态。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实现工业设计的优化，制造的优化和管理的最优化，通过对各种生活和消费过程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实时监控和调节，就能够大大降低各种资源的消耗。我还是以中国的钢铁工业为例，中国的钢铁工业现在世界第一，1990年以来，通过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和其他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使得中国钢铁的吨钢能耗从1990年的1017公斤标准煤降低到2002年的715公斤标准煤，每年减少消耗六千多万吨的标准煤的消耗，同时生产成本大大的降低。
发展绿色制造技术，对于合理利用资源，减少环境生态的破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循环经济现在在国内外已经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根据循环经济这样的理念建立的工业生产园，生态园，已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是解决资源环境发展矛盾的一个理想模式。因为在这个生态园里面，生产用的物流在内部进行循环，上一个工厂的废物就是另外一个工厂的原材料，在这里面进行循环。建立起行业共生共存的工业生产链，实现无废弃物的生产过程，这是我们下一步中国要实行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考虑的。要改变过去以行业来分工业区的特点，必须考虑循环经济，物流相互利用，零排放的生产方式。
最后就是未来20年，中国必须大力建设一个节约型的社会。中国必须，也只能够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这个既是由于我们面临的严峻的资源环境的短缺挑战，也是对于我们子孙后代和世界全人类高度负责任的一种必然选择。怎么来走这条路呢？要大力支持和发展信息技术和高科技在资源环境领域里面的应用，特别是要注意推进绿色制造和清洁生产，特别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或者再加上一个再制造。汽车到了一定的年限，发动机我给你换一个内燃机，轴如果磨损了我再给你换，而不是整辆汽车报废，这现在是一个非常新的名词，可以减少资源的消耗和能源的消耗，发展循环经济。
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制当中的基础作用，利用反应资源环境真实成本的价格杠杆，不但要反应资源的价值，还要包括环保的价格在里面，引导人们消费行为的规范。节约型经济应该是学习一些先进国家，例如说北欧国家，减少包装，现在我们很小的月饼，外面用塑料盒子放大，外面再用纸盒子，外面再做一个木盒子，这样的一种概念是暴发户经济的概念，我们应该把它减少。最后是月饼纸包一包就拿回去，因为纸是可以再回收的。另外要不断完善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政策法规，严格执法监督，积极促进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和技术升级，对严重破坏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行为必须进行严格的依法打击。
我简单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李剑阁：谢谢徐匡迪副主席的精彩讲演，下面我们请剑桥大学教授达斯古帕塔爵士进行评论！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福利发展经济学，技术变迁中的经济学，人口问题，环境和资源经济学，驳议论和营养不良的经济学等等，现在我们请教授进行评论！
达斯古帕塔爵士：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够对这么一个杰出的论文做评论，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演讲。作为一个教授，我不得不说我是多么的高兴，多么的能够来发表这样一个演讲，这个演讲都是和大家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些主题都是相关的，而且都通过某种形式来说，都牵扯到人类的发展，认识到我们有必要来创造一种平衡，要和自然达成平衡。所以即便是你做一个循环性的经济来看待自然的话，其实我没有做到这一点，作为第一个切入点，我们和自然的平衡好象也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大多数的经济学都是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谈论大学的经济学，我们都有一个基本上的疑惑点，一方面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职业，鼓励我们看到某种类型的统计学数字和某种机构，我们都不断的来争论，要来促进这样的一些统计学数字，要来看待生活质量的问题，但是过去二十年我们的经验，都是一些国家来寻求改进，在很多统计数字上的改进。包括GDP，人均，文盲度等等生活质量，数字，这些国家也在这方面取得了改进。但是有很多很艰难的情况，大多数的人口都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当中和贫穷的状况当中，在一些产业有了改进，但是他们都被远远的抛在后面。
所以问题是他能不能都在一个综合的大体系下得到融合，我们的社会运作和我们的社会对它产生的影响，每一个体制都要对这种情况产生反应，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好的经济学和好的管理，就是要看到这些连锁反应，能不能得到测试，能不能得到衡量，选择政策的时候，能不能得到考虑。政策并不是税收政策，汇率政策或者是利率政策，我谈到的政策是和投资项目的选择的政策，因为这是和今天的演讲更加有关的。我自己的工作也来试图看到经济学作为一种活动的领域，有一些活动影响能得到衡量，和市场机制发生互动，比如说像价格问题，但是很多却没有得到反应。因为很多情况下市场没有存在，这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也不可能由他来创造出市场。所以能不能测试出这种连锁反应，拿到桌面上来衡量，在这些方面呢，我不谈它理论方面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很长的措施，也是亚当斯密也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他的书的名字是《探索国富论》，他没有谈到一个国家的GDP，也没有谈到人类发展的疑问，只是谈到国富的问题，国家财富的问题。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如果财富得到衡量，通过人们抱有同情心的衡量，也是本着一种精神，这种财富就会带有一种特征，发展的特征，它可以经常在我们讨论当中听到，也就是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财富，我会来谈一下什么是财富，越来越多的财富相等于经济的生产率的发展，因此，它就留下一系列的工具，由后代人可以广泛使用的。这我并不意味着社会价值制造资本的，比如说像道路，建筑和有记录的投资。我指的是人力资本，比如说像健康，教育，它越来越多的将会包括在国家帐目当中，它怎样来渗透到生活当中去。
同时呢，我也并不仅仅指的是知识，当然还有包括自然资金，这个主题也是下午大家要来谈论的主题。自然资本当然我指的是自然资源，但是这种资金往往是在经济论文当中，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他的这种生态体制的运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些服务，都没有被技术官僚们所注意，而且也没有得到记录，在我们的统计数字当中也没有这些记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给我们提出了基础设施，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甚至包括运作我们的生活。其中的一项原因就是这种协和，在提高传统产业，包括GDP和最贫穷人们做出的反应，比如说撒哈拉地区还有南亚。都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全球贫困人口的情况，特别是在现在的这种体系下，而且它实际上是在国家帐户中间缺位的一些部分。所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用这种常规的方式可以反应进步，发现进步，但是同时，又忽略了很大一部分社会的存在。而且这是不是经济学家没有很好的完成他的职责呢？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观点是如何来被运用，反应经济的现实，以及这样做是不是有可能。
当然了，现在很多国家都是在进行工业化，他的情况和中国，美国都不一样，我的论文中间，实际上也有一个表，但是我没有把这个表做成一个PowerPoint，所以我想让人们来看一下我的材料当中的最后一页，这一页有一个表格，我们看一下是否有可能来解决这个疑问，而且看一看在国与国之间的资产是怎么流动的。我请大家看一下第三栏和第四栏，如果你没有这个表的话，我们就只好把这个数字写出去了。我们一直在研究比如说撒哈拉，亚洲的孟加拉，巴基斯坦还有中国这些地区，贫穷地区的情况。我们知道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它的GDP的进展，也是在1970—1993年中，当时孟加拉的增长是1％，巴基斯坦是2％，印度也是3％左右，但是在同时期，中国的增长却是在7％以上。在撒哈拉，后来就下降了2％。我们用了非常原始的数据，它是由世行提供的，也就是在九十年代末发布的一些数字，和自然资本也进行了贬值的计算，我们谈到了这方面的财富，这方面的积累。有一些资产已经贬值，但是有另外的资本资产却是在升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发展，有一部分是贬值，有一部分是增值。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的GDP也没有任何大幅度的增长。世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他一部分部门在调查这些情况，但是另外一部分部门却不愿意让他们知道研究的成果。所以我们就要克服这种官僚体制的阻碍因素，不管这些资料是多么粗糙，我们要分析一下，他们到底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使用了世行的这些数据，把他们转换成资产，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栏。实际上表二的第三栏是我们对于固定价格人均年财富的变化率，用产出财富比例乘以内在投资占GDP的比例，再减去人口的增长率，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办法，比较精确的方法会涉及到大量的计算。但是我们可以看中国的情况，在其政策被广泛称赞的情况下，才勉强是财富的积累超过人口的增长，在目前的情况下，产出财富的比例会大于0.15，用更小的数字会降低中国的积累率，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在撒哈拉这个区域，以及在孟加拉，印度，尼泊尔的这些数字反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世行的这些数字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差错，比如说由于污染，二氧化碳的排放，还造成了一些破坏。比如说自然资源以及森林的破坏，土地的破坏，今天早上我们也谈到了这些问题。
另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这些其他的因素都没有包括到世行的统计材料中间去。在这个阶段，有人说这个数字都是太夸大了，应该更低一些，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些中国的情况。差不多在二十年之内，每年是1％的数字，有人觉得这是大的大夸大了，当然了，你也不能全都信这些数字，但是我想大家应该记住一件事，我们在观察整个事物的时候，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讲到的一些，人们往往很容易老是接触数字以后，就相信这些数字了。因为每天你都接触这些数字，所以有时候你就忽略了他的可变性。比如说有名的刊物都发布这种数字，但是这些数字都是人们经过努力来提供的，我知道这个行当，因为我一直是在这里面参与工作的，我想我的观念，我们不应该完全相信数字，但是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些数字，因为他们确实说明了一定问题，我们应该根据他们来进行分析。因为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些遥远国度里面生活人民的情况，而且看到这些数字，你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有时候差距是非常之大的，国与国之间。还有官方数字以及人们亲口告诉你的情况之间的差距，谢谢大家！
李剑阁：谢谢达斯古帕塔爵士评论性的讲解，下面的一段时间是本单元的评论和自由讨论的时间。
吴季松：谢谢主席先生，我是中国水利部从事配制中国水资源的工作，首先我非常同意徐院长所讲的传统工业经济是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个阶段不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从事过工业生产，有这个亲身体会。对于解决合理利用资源的问题，我想提三点，第一点，叫贯穿一种新理念，第二点，叫实施一种新经济，第三点，建立一个新学科。
贯穿一个新理念就是科学的发展观，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所谓科学的发展观就是在一个大的系统中追求一个平衡，刚才教授也谈到这个问题，说明这也是世界的共识。着重讲一下实施一种新经济，我觉得这种新经济就是循环经济，传统的经济确实是我们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我们应该反省一下。当时亚当斯密提出这种传统经济的指导思想就是最大限度的开发社会资源，最大限度的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这在人类进步上确实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所有的物质财富，可以说都是在这种思想知道下创造的。
但是今天社会上面临着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的形势，应该让我们思考新的出路的时候了。什么是新的出路呢？我们要找一种二十一世纪的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呢？我的理解就是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应该说循环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初级阶段，这个经济和过去的经济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改变了过去三个最大，知识经济简单用三句话来说，用知识最大限度的优化配制自然资源；用知识开发高技术产业，用富有资源来替代稀缺资源。第三，知识本身就可以作为产品来提高人民的生活。但是这在经济学上有什么新的概念呢，过去经济的三要素是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现在注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知识，知识进入了生产函数，因此，这个可以考虑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但是在高技术没有成为主产业程度的时候，我们必须实现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也是三句话，就是最大限度的优化配制资源，最大限度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益。现在讲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等等，都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可能还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循环经济在经济学当中有上来创新呢？它的创新之所在，就是在于过去的传统经济劳力要循环，八小时工作制都是保护劳力，最低工资限额都是在工业社会，在西方都已经实行的，这是保护、促进劳力的循环。资本的循环是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已经出了非常多的成果，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研究资源要循环呢？这里确实有很多的道理，因为有很多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是不能循环的，但是也有大量的资源是可以循环的，这或许说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遗漏，或者说是一个误区，或者是因为技术发展程度还不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不是要追求过去，而是我们今天应该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经济。
新的经济现在在中国还是有条件实行，一个是世界上的高技术突飞猛进，提供了这种技术条件，另外一个是中国现在GDP已经达到了14000亿美元，人均超过了1000美元，应该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了。应该说循环经济，循环利用资源是永远也达不到的，但是应该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日本，它把它的工业用水循环使用了五倍，利用率到500％，它已经做到，中国也做到了五年GDP增长都在8％以上，但是用水并没有增加，这只是循环经济的一个意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要用富有资源来替代短缺资源，这是最大的合理利用，为什么人一定要盯着现在已经被用得非常短缺的资源呢？各种能量都是我们可以用的，这个我也出版了，据出版部门说是第一本循环经济的书。
下面我还想讲一下一个新学科，资源系统工程管理，任何一个科学发展观念，任何一个新的经济，都应该有一种新的学科来指导。这个新学科和循环经济是密切相联系的，大家都知道循环经济就是从载人航天飞行得来的，美国一个经济学家把人的地球系统比做是一个宇宙飞船，尽管可你可以不断的提高宇宙里的资源利用率，但是终究有一天是要用完的，地球也是一样的。载人航天飞行可能现在业内人士都承认，是各方面的成功，最大的成功是系统工程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功。什么是资源系统工程的新学科呢？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水资源的解决，北京水资源的解决我们定了一个规划，按照传统工业经济的办法就是修水库，建大坝，现在北京周围都没有水，你建这个有什么用呢？当然南水北调是一个补充，我们这个规划采取了一个新的理念。森林草原和物种资源都可以保护水资源，土地资源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农业种植的地区，采取虚拟调水，旅游资源也可以改变产业结构，使得耗水产业被不耗水产业所代替，谢谢！
徐匡迪：谢谢两位的评论，在达斯古帕塔的演讲当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他从一个社会公正的角度，从所有人在经济发展中要受益这样一个角度来谈经济发展，考虑经济，新的一种经济学的观念。我觉得这是和我们国家新的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要进行城乡和区域经济统筹，要保证经济发展，以人为本，提高以人的需要，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同时也同意他的观点，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理想，但是要做到人人在经济发展中受益，当前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各位知道我们国家还有2500万贫困人口，他们的生活条件绝对不是北京、上海、广州这种情况，是非常差的，可能和撒哈拉南部的情况好一点也差不了太多。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同时呢，教育、健康、环境、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利用等等都是应该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资源来考虑，而不光是自然矿产资源。
在吴季松博士的评论里，讲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实际上是资源最大限度利用的一种概念，最近我们和日本，中国的钢铁企业和日本的三菱重工合作，利用钢铁厂的废气，这里面发热值比较低，温度比较高，通过加压以后，燃气能机发电，和气能机联合发电。二百万吨的钢铁厂，能够用他的余热来推动一个三十万千瓦的电站，而且他再排出来的废气里面没有二氧化硫，我们准备要大力推广这个。钢铁厂不是一个耗能大户，而是一个能源生产厂。另外他废气的炉渣现在是60％左右做水泥，现在准备严格的管理，一部分回去作为原材料，氧化铁比较高的，氧化铁低的100％加以利用，尽量的保证钢铁厂不出废弃物。
水的利用刚才吴季松博士讲到，1990年每一吨钢要19吨水，现在只要9吨水，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降到6吨水以下，新水的进入要减到6吨。世界上现在比较先进的是5—6吨，因为它总要蒸发一部分，不可能全部回收。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经济都是要为我们的人类，为我们的地球能在更好的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我们的环境，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不要破坏我们的地球。
马博德：谢谢主席，我可以了解到当西方的环境学家谈到能源效率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关注的观点，但是我还是要谈能源的问题，特别是谈一下能源安全和经济的关系，因为我想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主要的挑战，在目前的情况下来讲，到2020年，中国就会要使用的是现在的两倍，进口将是现在石油进口的四倍，这对于石油公司来说，当然他们喜欢这个消息了，但是我想这确实是一个挑战，中国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我想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是否能够有多样化，进行天然气，特别是清洁煤的技术，用于各个方面等等。但是我想这个挑战在午餐期间也提出来了，这个挑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提供了整个经济发展当中对于能源的依赖等等。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认为进行城市化的进程，是不是真正能够解决中国不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城市化，这样的话，像电力，还有运输等等所有的，都能够以整体性的方式进行解决，这样我们的能源强度就会降低下来。
徐匡迪：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确实面临着这样一个强劲的挑战和压力，到2020年，我们预祝GDP要翻两番，实际上就是四倍，但是能源是不可能按照这样的速度来增加供应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总体战略目标是GDP翻两番，从我工程院的角度来说，希望能源只翻一番，能源只翻一番来满足GDP翻两番的要求，主要就是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要推行刚才讲的，所有的行业要节能，现在耗能巨大的部门是石油工业，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就是运输业，这里面都有一些指标，就是将来在技术标准，新产品的开发，进入商业化应用的条件方面都会加以限制。比如说中国现在是进口油很多，我们进口九千多万吨油，但是我们预计到2020年，也就是大概两亿到两亿五的进口，不准备再进口更多的油，因为国际市场上也不允许。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中国一进口，价格就涨，美国进口有很多，但是它价格不涨，所以我们也在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方面，所有的能源消耗部门都要降低消耗。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电用煤大概要用到380克标准媒，到2020年，我们是要降到220克以内，达到世界上先进的水平，改造我们目前发电所有的设备，煤电设备。
第二个主要的方面，我们在寻找中国的资源方面，要继续努力。中国还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地层结构，但是可能还有油，还有天然气，主要是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东部的油田进入中老年期，产量会逐步的下降，但是西部的油田会增加，同时中国的海上油田增加的势头很好，现在是两千八百万吨的年产量，我们预计到2020年能超过六千万吨。东部油田的减少，市场需求的增加，要靠海上油田和西部油田，和适当的增加一些进口来加以解决。第三个，我们要调整产业结构和改变我们目前的高能耗，高投入这样一种产业的类型，就是要大力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各种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来增加就业，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
李剑阁：这个单元圆满完成任务，谢谢两位讲演者，谢谢各位的合作！
艾肯伯格：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副行长，我主要是负责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一些工作。我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主持本次的会议，我也非常欢迎主办者能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这在中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些相关方面的问题，这是在今天早上提到的，但是我们也有非常大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在人口的不同部分，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受到了特别大的威胁，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人口的迁移，这改变了为人们提供卫生体系的方式。而且我们也在进行着非常快速的发展，这也改变了我们对卫生体系的需求，各个方面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今天能邀请到两位非常尊贵的嘉宾。首先我们有请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他首先是在河北进行工作，到了财政部，在财政部他也不断的得到提升，一直到了财政部的副部长的职位，在2001年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并且是从2003年开始任卫生部的党组书记和常务副部长，有请高部长。
高强：首先我要感谢邀请我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五次会议，与这么多经济学家一起讨论公共卫生问题，本身也体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我对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充满了希望。其实在人生存的诸多因素中，健康和生命是最重要的，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经过去年SARS的洗礼，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认真总结抗击SARS的经验和教训，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公共卫生的建设，更加注重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发展卫生事业，增进人民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今天我十分高兴的就公共卫生建设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中国的卫生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强调把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卫生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食品、饮水、营养、健身以及生活环境等逐步改善，使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全国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达到了71.4岁，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到千分之28.4，孕产妇的死亡率下降到十万分之五十零点，中国现在有各类卫生机构三十多万个，病床313万张，卫生医疗技术人员523万人，分别比1980年增长了70.3％，43.5％，和48.2％。此外还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29万人，药品的生产能力和多数的品种能够基本满足国内的需要，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经过十年的努力，中国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保险以及商业医疗保险等多层次的城镇职工的基本制度。覆盖全国的职工医疗保险体系基本建成，目前享受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的人数将近两亿人。重大疾病防治去大了重大的进展，因传染性和重大疾病死亡，由上个世纪中期的第一位，下降到了目前的第九位。在发展中国家率先消灭了天花等重大的传染病。虽然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但是多年来，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去年我们战胜了来势凶猛的非典移情，今年又成功的控制了禽流感向人类的传播，我们正在认真落实各项有效措施，努力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妇女儿童卫生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我们高度重视和关心妇女儿童健康问题，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传统生育模式，实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目前孕产妇产前的医学检查率达到了90％，住院分娩率达到79％，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到了2001年的千分之21.4。中国目前与52个国家签有卫生合作的协议，与30多个国际组织开展了密切的卫生基础合作，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全面有效的合作，并共同建立了69个合作中心参与了全球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紧急参加全球控制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进展。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为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也为国民建设持续健康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中国贫困人口已经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了目前的28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我们为这些成就感到自豪。
二，中国卫生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清醒地看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卫生事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体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卫生服务体系的变化，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不适宜的矛盾日益突出。卫生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去年非典疫情的蔓延，集中暴露了经济与卫生事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目前主要的差距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不健全。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面对生物因素，有毒化学物质，以及恐怖活动等潜在的威胁，都在建立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机制，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和重大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新发的传染病和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病，以及食物中毒等都可能酿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需要建立间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这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责。去年SARS的蔓延充分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的机制不健全，重大疫情信息检测报告网络不完善，应急救治能力不足，疾病控制，预防控制薄弱等问题。
第二，卫生服务能力与水平和人民的健康需求不相适应。中国人口将近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医疗卫生资源只有世界的2％。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配制也不合理，80％集中在城市，其中又有三分之二集中在大医院。农村和社区卫生缺医少药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渠道单一，社会资金进入医疗服务领域不畅。医疗卫生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缺乏高水平的人才和全科的医生，社会医疗保障能力不强，群众个人医疗负担沉重，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第三，卫生服务体系与疾病控制的任务不相适应。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疾病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病成为主要的病种。卫生服务体系也相应做了较大的调整，但是艾滋病，SARS，禽流感的出现，严重的威胁了人们的健康。中国面临着多重疾病的负担，现有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难以有效的应对复杂的疾病流行的局面。
第四，卫生管理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不相适应。中国的卫生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卫生发展的需要，宏观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不强。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通过改革增加社会和政府各方面对于卫生事业的投入，扩大卫生医疗资源，引进公平有序的竞争机制，提高卫生资源的配制和利用效率，加快农村和社区卫生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间卫生服务差距。不断完善卫生服务体系，满足城乡居民日益提高的卫生需求，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第三，公共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同时，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人力、智力支持和必要的条件。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我们相信实现卫生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将成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为此，我们将确定以下目标，并采取有利的措施。
一，转变政府的职能，加强政府公共卫生管理的责任。政府卫生部门的职责一是要加强宏观调节，通过制定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和政策引导，信息发布和市场准入，运用经济调节和法制调节，辅助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二，强化市场监管，依法加强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维持公平、有序的竞争，形成开放、公平、竞争、有序的医疗服务体系。
三是完善社会管理，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系统，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是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医疗卫生建设的范围，为国民健康水平提供保障，创造条件，到2015年国民健康主要指标要达到或者是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增加政府投入，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的增加公共卫生的投入，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监督执法体系的建设，形成覆盖全国，纵横贯通的公共卫生信息网络，建立统一、高效、快速、准确的疫情报告系统。有效的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增加国家和省市县控制能力的建设，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各级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组建应急治疗队伍。有效实施各种突发事件中的医疗救治，减少人员的伤亡。健全医疗卫生服务评价制度，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和群众参与的监管体系，保护群众的利益。
三，加强重大传染病的防止，重点控制SARS，艾滋病，鼠疫，霍乱，肝炎，血吸虫病的发生和流行。针对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艾滋病问题，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并实施关怀的政策。政府要对农民和城市的贫困人群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出抗病毒的药物，为怀孕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母婴阻断的治疗。为重点疫区的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血液检测，为艾滋病患者的孤儿提供义务教育的费用。号召全社会关怀艾滋病的患者，反对社会歧视，同时动员广大群众直接的抵御艾滋病的侵袭。
四，加强农村的卫生建设。政府每年增加的经费，主要用于提高农村的卫生建设。中央财政转移财政支付的力度，中国政府制定规划，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办法，为农村每一个乡镇改建或者是扩建一所设施比较完善，功能比较齐全的卫生院，改善农民的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条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个人共同集资，建立新型的合作医疗，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增强农民抵御疾病的风险能力，大力推进农村整治生活环境，预防疾病。组织城市的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农村，并加强对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
第五，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质量较高，价格较低的基本医疗服务。同时在政府统一规划，保证群众基本医疗求助的前提下，积极的吸收社会资金，投入以直接投资或者是对现有的公立医疗机构改制等形式发展医疗事业。我们还要积极的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我们的医疗服务。国内的医疗服务深入社区，为群众提供及时，方便，价格较低的医疗服务，扩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改善保险疾病管理，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关注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建立医疗救助制度。
第五，广泛开展国际卫生交流与合作，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公共卫生建设，重大疾病防治，卫生医疗保健，社区卫生服务，农村卫生发展和卫生法制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中国政府愿意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医疗队，支持这些国家提高健康的水平，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带资金、技术、人才培养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主席先生，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小康社会，中国的卫生事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之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全面推进中国的卫生改革与发展，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努力工作，谢谢各位！
艾肯伯格：谢谢高先生，您做了一个非常综合性的演讲，下面我们请格伯尔先生演讲，他是一个多学科的教授，他是一个医学教授，同时也是经济学教授，同时还是卫生健康政策的教授！
格伯尔：谢谢会议感谢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想把我的演讲说得简单一点，我想区分一下，我把它叫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做一个区分，我大多数的演讲将是谈论中国的公共卫生改革，和公共卫生的挑战，而不会谈他的医疗制度。我读了一个文件，我们听到中国被描述成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卫生程度中国城市的情况来说，它的情况和那有富有国家都差不多，而农村的中国却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在医疗保健方面。在这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别问题，今天已经听到了很多经常讨论的问题，是特别重要的，对于医疗保健来说，为什么在中国构成了这样的问题，我想大家都了解，它是有巨大的差别的，在寿命的长短，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寿命的差别，疾病的种类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城市里面，这些疾病都是发达国家的疾病，在农村，尽管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这些疾病做斗争。这些疾病是看不到的，比如说寄生虫病，在中国的农村重新爆发。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的问题，公共卫生通过定义，和一个传统的公共产品，它是关于比如说像卫生的改进，疾病预防，还有敢于疾病的传播，传染性疾病，现代的医疗保健，高先生已经提到了，它解决的是慢性病的问题，是非传染性疾病，所以他们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方向强调的也不一样。大多数的传染病都是通过防治疾病的传播来控制的，并不是来治疗这些疾病，由于公共卫生的措施，它是非常典型的来说的，他对单独的个人，不是对个人受益，而是对整个社会受益，要由私人市场来提供。这个问题要进行很多的讨论，怎样来用市场提供这些传统的医疗保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通过市场的办法，在人口日益富裕的情况下做得是很好的，是一个发展方向。这个市场的改善，有的时候是没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即便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它实际上主要还是由政府来做的。是不能光由市场来解决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一些观点。传染疾病的问题，正如高部长所谈到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大多数时间里面，这种传染病是人们健康的最大威胁，而且会导致大部分的死亡。我们在细菌的控制方面，很多疾病得到了救治，得到了解决，特别是对于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减少其他的传染病的扩散。那么我们看到它的重要性，在八十年代早期，对于艾滋病的流行病有所认识，并且开始发生变化，艾滋病的诊断是非常难诊断的，很多人在他的早期，人们都认为他是处于一种神秘的状态，很难对病毒进行诊断，而且对他的传播渠道并不清楚，对他传播渠道的信息甚至比疾病传播要慢得多。我们现在随后发生的非典，抗多种疾病的肺结核的传播，还有对疟疾病的，我们最近还有非典，和禽流感，这些问题都使我们惊醒，现在没有人再把抗击这些疾病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一定能救治的，采取一定能救治的态度。中国在抗击非典方面和禽流感方面，尽管美国做得很好，但是这些疾病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中国是做得非常好的。
1918年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大流感，全球有两千万人死亡，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对流行病进行观察的时候，大概有1500—2000万人在上一次，1918年的时候，有这么大的流行病，当时像一场大屠杀一样，对禽流感表示出来的担忧，在这方面有一些专家认为他将是下一次大流行的疾病，我并不想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多的讨论。如果要有医疗进步的话，我们知道对疾病已经了解得更多了，对治疗也了解得很多了。怎么来控制死亡率呢？我想你们要给它以审慎的考虑，多思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救治的办法，但是它并没有那么高的效率，有的时候死于流感是由于二次感染造成的，这些细菌是由于流感反复造成的，所以就有一些抗病，在1918年的时候，人民可能认为，它主要是老年人和小孩儿受到影响，青年人和中年人是不会有影响的。所以即便我们是担心所有的这些现代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考虑到这些数字的时候，还是令人震惊的。
艾滋病在这方面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人们在一周之内就可以死亡，在刚才提到的大流感是一天到两天之内有要死亡。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像高先生已经提到的，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来解决及宾的传播问题和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问题，有效的来采取这种卫生的措施，包括要大量的投资，大多数人都知道，亚洲是禽流感首先出现的，当免疫疫苗出现的时候，每一年要来根据亚洲的前一年的情况，来对这个病毒进行诊断，在这方面，大多数，因为你们的人口非常密集，而且和动物的接触非常多，所以使动物的疾病传播到人的身上，这种假设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中国和东亚现在都是对很多的疾病来说，都是一个温床，所以他们是的确令人震惊的。像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他们看来这种生物恐怖主义是非常不一样的，和新的病毒出现，像禽流感这样病毒的出现，所以我们在做准备，对这种生物恐怖主义的准备，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尽早的探测这种病毒的出现，从而采取措施。对于中国来说，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你们的医疗保健还是很差的，根据世贸组织指出有一亿人生活在农村，而且没有足够的医疗保健系统来覆盖，所以为了有效的来侦测这些情况，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医疗保健，使这些人能够看病，疾病链能够中断，使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对于早发现和早防治才能够在初期进行有效的防治，比如说对于生物的恐怖主义的攻击。疾病的爆发如果不济事采取措施，就会导致很多人的死亡，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采取非常有效的措施，以便于能够很好的控制。现在中国面临要在医疗卫生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而且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承诺，而且也认识到了这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不光是对于中国人，对于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大家都知道，就像这个传染病可以很快的在国内的各城市散布，而且也很快的可以穿过国界，传播到别的国家，谢谢大家！
艾肯伯格：谢谢我们的发言人！他们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思考的题目，现在我们有请大家发表评论或者是提出自己的问题！
胡鞍钢：我们通过去年的SARS五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了，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公共卫生，像SARS都可能会演变为像亚洲地区，乃至全球地区的公共卫生危机，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请艾伦教授从全球的角度，如何进行国际和作，来共同处理这种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我想这个SARS也好，包括艾滋病也好，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敌人，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对此能不能做一些介绍，特别是从国际的角度。
高强：我愿意就胡鞍钢教授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在经过去年的防治SARS的斗争，我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经验，疾病无国界，特别是传染性比较强的流行性疾病，很容易跨过国界，造成国际间的流行。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不力，就很可能影响周边国家甚至于全世界。所以在总结抗击SARS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强国际间的，在卫生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周边国家，包括世界国际组织，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合作领域中，首先一条，应该加强信息方面的交流，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传染病疫情，特别是传染性很强的疫情，比如说SARS和禽流感，高致病的疾病，应该及时的向国际组织，向有关国家同胞情况，使大家都能够了解疫情发展的变化，使大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第二，要进行技术交流，如果一旦一个国家发生了群体性的，不明原因的疾病，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段，准确的确诊疾病性质的情况下，应该广泛的寻求国际合作。去年的冬天和今年的春天，广东曾经出现了4例SARS的病例，当时我们就对诊断，因为这4例的症状和去年高峰流行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我们国内专家鉴定的前提下，我们和国际卫生组织，和美国的CBC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寻求技术上的交流，进行共同的判断。
第三，我们也希望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一些有效控制流行病比较有经验的国家，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在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经验和办法，帮助我们加强公共卫生建设。谢谢！
格伯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大家在全球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很好的跨国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非常有效，并且是非常高速的，快速的，比如说SARS，非典。实际上它也许是因祸得福的事，因为他一下就加强了国际之间在这方面的交流和信息的共享，而且它使得我们所有的这些现存体系都得到了一次考验。以便于人们认识到这种互相的信息分享，如何诊断，如何互相帮助，怎么防疫，怎么控制他的传染。在这方面，我们所进行的国际合作方面，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一些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合作项目。我想在这方面都显示了国际合作这样的力量，而且也改进了我们这方面的技术，在美国这方面我们就有一个缺口。比如说在一个传染病爆发的时候，从一个地区把这个信息很快的反应到州，反应到联邦一级，我想这方面是有缺口的。美国在这方面的准备，比如说生物恐怖主义的袭击，实际上和现在中国政府建立的一些体系是非常相似的，同时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多相似的经验。
我想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定要在这方面增加国际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在美国有一个这方面的机构，也就是反恐怖主义的机构。他们觉得CBC在识别疾病方面是非常快的，同时还需要采取非常快速、有效的办法来进行国际间合作，控制这些疾病的泛滥。谢谢！
王路：刚才讲到SARS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去年SARS的时候，海南省是少数几个没有SARS的地方，包括今年的禽流感他也没有。除了防治以外，海南的医疗卫生设施比上海、北京、香港要差得很多，但是他可能人和自然的协调这一块儿可能会好一些，我就想在城市建设方面，外国专家有什么好的经验，你在人居环境，人居质量方面，这对于咱们健康，可能也会提供很大的帮助，对这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城市的建设发展方面。
高强：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去年抗击SARS最严重的地区，我曾经和我外国的朋友提出一些问题，就是SARS最严重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在医疗条件最发达，经济水平最高的北京、广州和天津，而不是出现在一些医疗水平不高，经济不发达的中国西部地区。可能里面有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生态，人与动物间的和平共处问题，这个问题我倒确实希望各位外国朋友给我多多赐教。
格伯尔：我想我没有这方面的专利，专门的知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在2004年，我们还是不太知道有些疾病的病因，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传染病，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来传播的，但是我们怎么防治呢？还是一个问题，对于环境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改变环境，应该如何来防止像SARS这样的疾病传染，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科学依据，所以只是一个猜想，可能是因为人口密度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一个狭窄的地域里面，居住很多人的话，那恐怕很难防治疾病的传播，而且我们需要研究到底有多少病毒才能致病，而且他致病的速度和传染的速度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致病的病因和它是如何传统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研究这个东西，不断的学习，但是一个国家的卫生和保健系统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对每一天新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比如说在某些方面应该如何的改善环境的情况来防治疾病，在这方面我们并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如何防治一些新的传染疾病。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要依靠常规的这种防治的手段，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完全理解环境和传染病之间关系的问题。
贺林：我是诺华公司的，我想提出一点，我们从生物学中学到，病毒是有一个寄居体的，然后他再聚集，再致病。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支持科学的体系来发展自己的药品和治疗手段来防治疾病，我想中国在这方面，在科技方面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进行挖掘，来做到这一点的。当然了，比如说研究一个药品，差不多他的有效性要有十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中国是有这样的潜力来做的。
高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应该说现在的药品生产规模很大，刚才我讲了，主要的品种也能够基本上满足国内的需要，但是我也可以坦率地讲，中国高科技的药品生产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现在生产的很多药品都是发达国家已经过了专利期的药品，我们自己拥有知识产权专利的药品，特别是新开发的药品，我讲的是西药，而不是中药，还不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应该充分的利用国内的科技力量，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研制开发一些真正能够促进人民健康的合格的药品，谢谢！
海文：北京大学的海文，你的报告里面第二部分提到要增加政府投入，增加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去年SARS以后，政府决定要投很多钱，建立一个卫生防疫系统，我的问题是现在政府具体是怎么做的，是自建一个系统呢，还是通过现有的医疗系统来购买服务。据了解去年很多钱拨下去以后，各地都开始建立防疫站，问题是能够持续，这个问题还不光是卫生部的问题，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个系统，在没有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他仍然在那儿工作。政府有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持这个系统，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来维持。
高强：海教授是我的朋友，去年经过SARS以后，中国政府决定在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决定投入很大的资金，很大的人力物力加强建设。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加强整合，加强改造，加强补充和完善。比如说在SARS以前我们从国家，到省市县都有一个CBC的网络，但是这个网络很不健全，职能也不明确，他们工作也没有把它真正放在疾病预防控制上，而且也缺少必要的设备和人员。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国家通过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办法，一共投资了68亿人民币，加强省市县地方的建设，也包括一些房屋的改造，一些设备的购置，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同时国家也准备投资改造或者是扩建国家的CBC。在应急医疗救治体系方面，中央和地方一共投资了114亿人民币，主要是把现在的一些医院通过改建和扩建，建成一批能够有效应对传染病流行的一些病区或者是病房，或者是一些后备医院。一旦出现了大的流行病传播的情况，就可以作为定点医院有效的收治病人。防止去年在非典早期，很多医院都收治病人，结果医院变成了传播源，传播地，这种情况避免再发生。谢谢！
汤敏：我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对中国来说，在未来威胁最大的疾病应该来说是艾滋病，据很多的预测，在2010年中国将近有一千万以上的艾滋病人，或者是HIV携带者。现在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似乎还是以治疗模式，除了艾滋病的关怀，免费这些，艾滋病实际上真正的危险，各国的经验证明，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因为它完全是人为行为的，如果大家都要不行为的话，艾滋病应该能够控制得住的，包括那些吸毒者。现在人们对于艾滋病的了解，可能远远没有对SARS了解得那么清楚，我们有没有一个特别大规模的对艾滋病的教育宣传的运动，否则的话，我们即使把这些现有的一百万HIV携带者控制住，但是还是很难更大规模的开展。
高强：这位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且正是我们当前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首先我说明一下，刚才你提到，有的专家推测，到2010年，可能要达到HIV的人数要达到一千万，这当然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悲观的估计。我们从1998年开始制定的12年防治艾滋病规划的目标，是到2010年HIV的人数控制在150万人，当然这个任务我知道是非常非常艰巨的。如果是不采取任何措施，使艾滋病放任自由，任其发展，政府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话，可能会达到一千万甚至更多。如果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他继续扩散，蔓延，这个数字也可能控制在150—200万左右，这也是有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工作。刚才你提到，现在政府采取的措施中，关于一定发病的艾滋病人采取有效的治疗，关怀的措施，现在我们正在落实。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都成立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是吴仪副总理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各级政府都有主要负责人参与这个机构，要采取措施。比如说云南省发了一个省长令，对治疗艾滋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加强宣传，包括在一些娱乐场所鼓励或者是允许拜访销售一些安全套的措施。比如说对于吸毒的人群实行清洁针具的交换，这种行为的干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宣传教育，使大家都能够了解什么途径能够传染艾滋病，什么途径可以预防艾滋病。同时对于一些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的行为要加强打击力度，总之防止艾滋病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应该关注，努力来做好的一项工作，只要全社会都能够动起来，我们才能实现防治艾滋病的目标。谢谢！
艾肯伯格：我们感谢各位，在座的也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我也要感谢高部长给我们做出的非常好的演讲，而且要感谢格伯尔教授，这一部分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清泰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在与会者共同努力下我们召开了一次成功的论坛。与会的中外专家、企业家都认为“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选题好，切中要害，是关系中国进一步发展全局的重要命题。不仅是中国关注的大事，也是世界关注的大事。
半天的预备会分析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在一天半的论坛上，曾培炎副总理发表了讲话，论坛就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资源合理利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协调发展，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银行体系建设等问题，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对话和研讨。
除了预备会、论坛会之外，论坛还以多种形式给与会者提供了交流和对话的机会，这里包括招待会、顾问会、午餐会、早餐会和茶息等。大家感觉会议很紧张，但也很丰满。
由于会议内容十分丰富，许多发言还需深入消化，现在很难对会议作出总结，各位的发言材料会后我们将会翻译整理，供有关方面研究和参考。我在这里只能就我的理解对会议研讨作粗略的归纳、梳理。
1、中国处于一个重要发展期
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为标志，就总体水平而言，我们已经越过了解决温饱的发展阶段，逐步进入了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的新的发展时期。按世界银行的分类，我们走出了低收入国家行列。从国际经验看，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对各个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是这期间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速度上升，人口大量转移，国土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这是一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具有持续的、巨大的增长潜力的时期。我们所处的这一时期又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全球化及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相偶合，形成了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就是中央所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一方面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不均衡，使各种矛盾不断暴露。三是这一时期也是消耗资源最多，人与自然较量最为严重的时期。就是说这一时期即充满机会，也充满矛盾。党和政府以怎样的理念、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来驾驭这一致关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期，对国家的发展历程具有关键意义。
2、发展的不均衡性到了相当的程度
目前，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人与资源环境的不均衡已经到相当的程度。其中贫富差距是不均衡中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是沿海与内陆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还是农民与其他人口收入日渐拉大的差距，都是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
如果城乡统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超过了0.4，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已经达到5：1—6：1。这说明在某些方面社会的不均衡已经到了可承受的边缘，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沿着如此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继续，即便国内生产总值提得再高，社会也不一定稳定，广人大民百姓也不一定能享受幸福，甚至还会遭受自然力量的报复，最终使发展中断。
经济增长要使每个人受益，重点是改善贫困人口的状况。在我们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始的时候，确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诸多矛盾的基本途径，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意义，是通过发展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的基本保障。
3、更新发展理念，实现科学发展。
在为温饱和生存而奋斗的时候强调全面、协调发展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但在今天，再不讲究科学发展，提高人民大众生活质量的目标就不能实现。消极地说，传统的、不惜代价解决温饱的那种发展模式，在使全国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制造了经济社会越来越多的不均衡，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高增长、低效率的运行模式，使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严重，难以持续发展。积极的讲，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人们的需求升级了。发展初期那种不顾一切、“有水快流”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要求。今天有必要、也有条件提出实现以人为本，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引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实际上，我们已着手解决的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老工业基地振兴、退耕还林、再就业工程、科教兴国、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等问题，以及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政、建设法制国家等，都体现了政府不仅关注GDP增长，而且更加关注经济与社会、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把这种统筹协调发展的理念上升为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以此统一政府、企业和大众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有利于克服急功近利、顾此失彼，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推进科学的发展。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现在，传统的不惜代价的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已经无以为继。要真正转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却是极大的挑战。这里有认识问题，有体制问题，也有技术能力问题。科学的发展如果不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什么力量能抵御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
结构调整是实现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为均衡发展能起到能动作用。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要提倡合理消费，利用各种市场工具抑制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建设节约型社会。
5、资源环境的挑战
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的经历看，这是消耗资源最多，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时期。其中能源的结构、消耗量又是最重要的因素。
十三亿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资源环境是巨大的制约因素。过去约占世界人口15%的少数国家，以当期世界资源消耗量的50-60%为代价，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超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以长期占用全球当期资源消耗量的绝大部分为前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会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只能寻求消耗较少资源、以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代价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获得较高生活质量的道路。为此，我们必须在技术创新和体制创的基础上，努力吸收各国科技成果和成功经验，在节约资源、寻求替代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6、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但GDP并不等于财富。财富是存量的概念，代表现在和将来的福利。在过度追求速度的意识驱动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国有企业粗放的发展模式，使中国过去发展中所创造的财富，远不如GDP增长的那么多；如果把资源浪费和土地、大气、自然遭到破坏的成本计算在内，中国所创造的财富要大打折扣。这一方面使人民可分享的蛋糕比预计的小了许多，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过多的依赖于银行贷款，增长质量不高的风险很大部分转移到了银行，使银行积累了系统性风险，大大削弱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成为持续发展一个制约因素。
7、关注社会进步
有专家提醒，目前中国正处于公共卫生威胁的最前线。向每个公民良好和平等的卫生保健服务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建议对其他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进行研究，避免犯下其他国家犯过的代价昂贵的错误。公共卫生只是发展的社会范畴的一个侧面。以人为本发发展，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要求的发展。发展有财富积累问题，还有财富分配问题。分配的状况又会反作用于财富积累和社会稳定。使人民大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条件是增加就业。均衡发展还要给居民受教育的机会、实现社会公正、安全、机会平等和社会保障等。
8、政府改革
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长期效益和环境效益，完全靠市场和市场主体的自发力量是很难做到的。中国实现科学的发展，涉及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强化法制保障等。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主导力量是政府，但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作用的方式必须改变。就是说，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要均衡，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也要均衡。尽管市场经济成功的根基是市场，但政府在实现全面、协调发展中仍负有特殊责任，发挥关键作用，特别在体制转轨时期更加明显。要转变政府职能，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政，着力培育和建立有效率的市场。要加快政企分开，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政府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社会和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发挥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新动态，2004年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策划学院副院长杨长江先生应邀出席，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图为杨院长与领导同志的合影。
2004中国高层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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