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金庸：对“五四”精神的捍卫

金庸无疑是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的传人，代表的是与“五四”新文学相对立的一种传统。对新文学作家，金庸颇多微词，指责新文学作家“用汉字写外国的句子与文章”；说新文学家写作的“文艺小说”，“虽然用的是中文，写的是中国社会，但是他的技巧、思想、用语、习惯，倒是相当西化”；称鲁迅、巴金、茅盾等人是在“用中文”写“外国小说”，是在“用外国的文化来写中国的生活，中国人的小说”，而“最好用真正的汉语来写中国的文学作品”。^[1]作为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的后继者，金庸对新文学家的这种诘难，也并不奇怪，他拾起的也不过是当年“鸳蝴派”攻击新文学家的余唾。对新文学家的同样的指责，早就从金庸的前辈口中说出过。

金庸小说作为一种对抗“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现象，被一些“雅人”，尤其是一些新文学研究者捧上了天，自然引起那些坚守新文学立场者的不安和忧愤。作为新文学传统的继承者，这些人对金庸的否定，正是对新文学精神的捍卫。可以说，这些人是接过了鲁迅、茅盾、郑振铎们手中的武器，向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琼瑶等新“鸳蝴派”开战，但令人感叹的是，迎战者这回往往不是“新鸳蝴派”作者自身，而是他们在学术界的代言人。

从捍卫新文学传统的角度对金庸小说作出激烈批判者中，何满子先生的态度具有代表性。当金庸被一些文学研究者捧得上天入云，当金庸成为北京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当金庸小说的国际国内研讨会一次接一次地召开时，何满子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这种现象表达了强烈的不解和非议。《为武侠小说亮底》^[2]、《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3]、《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4]、《破“新武侠小说”之新》^[5]、《鲁迅是武侠小说的守护神？》^[6]、《作孽啊作孽！》^[7]、《该研究的是什么？》^[8]等一系列立场鲜明、观点尖锐的文章，显示了一个由“五四”新文化精神所哺育的文化老人的清醒和良知。

何满子批判金庸的文章，都具有强烈的辩驳性，与其说他是在批判金庸，毋宁说是在批判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中一些人对金庸的无原则的吹捧和“重用”。金庸小说作为一种消闲读物存在的合理性，何满子也是认可的，在《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一文中，何满子说：“说起来，生活越来越繁复化了，人们的阅读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艺术可以多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允许各种包裹着陈旧意识的、消闲的，乃至含有一些庸俗趣味的作品存在的原因。但允许存在不等于要提倡和鼓吹，这是毋庸解释的。看闲书消消闲，娱娱乐，也无可厚非。鲁迅对母亲很孝顺，他的日记和书信中记录着多次买《金粉世家》、《啼笑姻缘》这类书寄给住在北平的母亲，让她消遣时光；但鲁迅肯定不会将这类书推荐给年轻一代。鲁迅常慨叹旧势力是强大顽固的，其中就包括着助长并绵延旧势力的这类向群众灌输旧文化的读物在内。可怪和可怖的是，‘五四’过去了80年，今天竟有人对这种旧文化越加鼓掌欢迎，评功摆好！”可见，何满子关于金庸小说的一系列文章，言辞虽然激烈，却并非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是要彻底否定武侠小说存在的合理性。在何满子看来，既然武侠小说迎合了中国民众的某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普遍的文化心理又尚未得到根本的改造，那金庸小说就必定有相当市场，这是无可奈何之事，是不得不认可的事实。遍读何满子批判金庸、琼瑶的文章，我没有发现何满子主张用政治的手段，用行政的力量来强行禁绝金庸、琼瑶一类读物。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是一条界限。越过了这条界限，便意味着批判的变质。而何满子能严守这条界限，说明他身上秉承着一种真正的“五四”精神。倘若动用政治权力来强行禁绝某类文艺作品、某种文化现象，那就意味着文化专制。而怎样遏制金庸、琼瑶一类读物的不良影响呢？只能通过文化界内部的批判，只能靠有责任心、有鉴赏力、关心民族前途和文化命运的批评家、研究家出来指出这类读物的毒害。“批评家是干什么的？批评家应该是站在文学思潮的高处，予大众读者以有益的指导，帮助他们不断地提高阅读欣赏水平和品位”。^[9]而面对金庸小说的流行，一些批评家、一些文学研究者，非但不能站在高处，却反而对金庸小说采取了一种比大众读者更为仰视的姿态，对金庸小说进行令人肉麻的吹吹拍拍。正是这种情形，使得何满子的文章，总有着可以理解的、甚至是难能可贵的愤激、尖刻。何满子的一系列文章，是在批判金庸，更是在批判批评家、学术界中一些人在金庸面前的跪拜姿态。

在一系列文章中，何满子也联系武侠小说的历史，对金庸小及其崇拜者，进行了批判、反驳。这种挖“祖坟”的方式 ，当年“五四”新文学家批判武侠小说时也常用。在《为武侠小说亮底》一文中，何满子认为，武侠小说之所以“热”，其原因“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中找”：

由于无须说明的原因，中国老百姓历来盼望的第一件事，是有个圣明天子御世，少点折腾，能让大伙“做稳奴隶”。第二件就是盼望父母官清正，少刮地皮，不太贪赃枉法，庶民少受点委屈。明君、清官之外，因为天高皇帝远，民间的不平事官老爷也管顾不到，受欺凌而无告的百姓第三件事就希望出个把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伸冤理屈，以补明君、清官之不足。这就是在那种制度下人们乐闻武侠故事的心态的根源，即使不身逢，听听也可以解解气。武侠小说是和旧制度、人治社会、非科学、不民主的现实、意识和风习联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四”新的人文精神兴起以后，武侠小说会作为旧营垒、旧意识的一翼和新文学对抗的全部机制的根源。提供“消闲”和导人想入非非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的效果或附带的负值。

    这是何满子对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也是他激烈批判金庸以及金庸在文化界的崇拜者的基本理由。不难看出，何满子对武侠小说的基本认识，与“五四”新文学家是一致的。但是，从“五四”到今天，80来年的时光毕竟已经过去，时代毕竟不同，何满子的忧患也有理由比“五四”新文学家更深切。在何满子看来，从“五四”到现在，中国文化都处于一个转型期和整合期，民族文化的重建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对于新的民族文化的确立，文化复古思潮是最可怕的阻碍。实际上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文化复古思潮有过多次肆虐，有时是公开的开倒车，有时是改头换面地复兴旧文化的糟粕。而金庸武侠小说的畅销和被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些人顶礼膜拜，正是文化界复古思潮的一种表现。在《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一文中，何满子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旧文化嬗递的一条分界线，从那时至今已80年，但中国文化的整合尚未完成，破旧立新困难重重。其原因也正如鲁迅所说：‘旧社会的根底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鲁迅所告诫的话至今还是可怕的事实，切中时弊而令人触目惊心。”而中国文化的整合和重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文化及其根底的鉴别问题，哪些是过了时的，生发于旧制度旧秩序旧意识？它们与新的时代精神相悖，因而会产生负面作用；哪些又是和新的时代精神合拍，呼唤并推动社会的前进？这是关系到文化整合的导向的大问题。文化现象十分错综复杂，新旧互相纠缠，许多观念本来容易混淆，麻烦的还有短视的实用主义的干扰，还有误将迎合落后当作‘群众路线’的糊涂观念，还有‘赵太爷田都有三百亩咧，他的话还会错么’的市侩意识作祟，等等。障碍就够多了。”从中国文化整合和重建的高度来认识金庸武侠小说的危害，决非危言耸听；而惟恐文化复古思潮会令中国社会开倒车，也不算杞人忧天。实际上，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上的复古、倒退现象，是十分明显的，而金庸武侠小说从民间进入“大雅之堂”，受到文化、教育界和学术界一些“雅人”的推崇，以及金庸本人的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某种意义上，都是思想文化上复古、倒退的表现。只要想一想当年的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是否能有如此好运，就会明白这种复古倒退其实有多么严重。

    何满子的文章，常常对严家炎先生有很尖锐的批评。何严之间，就金庸小说的评价问题，屡屡发生争论，而且这种争论还在继续着。在所谓学者、教授中，极力吹捧金庸者，并非只有严家炎先生一人。何满子之所以选择严家炎先生作为拜“金”主义者的代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严家炎先生是北京大学研究新文学的名教授。何满子对严家炎先生的失望与批评，一定程度上正是对北京大学的失望与批评。北京大学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曾经是“五四”精神最集中地体现的地方，是与旧文化、旧观念斗争得最坚决的地方，是现代意识得到最蓬勃发展的地方。可如今，北京大学不但聘请武侠小说家金庸为教授，而且有了一批以严家炎先生为首的替金庸抬轿子、吹喇叭，为金庸在文学史上争地位的教授、学者，这不能不令一些热爱新文化传统同时也崇敬“北大传统”的人痛心了。1994年，北京大学举行了聘任金庸为名誉教授的仪式，在仪式上，严家炎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进行着的文学革命”。^[10]针对此举，杂文家鄢烈山先生写了《拒绝金庸》^[11]一文，其中说：“令我尴尬的是，我一向崇敬的北大，却崇拜金庸”；“当年‘文学革命’的发起人之一，北大的教授胡适，曾对武侠小说不屑一顾，呸之曰‘下流’，但如今‘下流’变‘上流’，流到了北大，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不知两种‘文学革命’，哪个更伟大光荣？”“我无法接受金庸，更无法接受北大对金庸的推崇。是我冥顽不灵，还是历来被教育界、学术界视为‘盟主’的北大自贬身份媚俗？”鄢烈山对北大的失望可谓溢于言表。何满子对北京大学也有过批评。他的《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一文，一开头就说：“鲁迅曾讽刺在国民党学阀把持下的北平学府新的人文精神之败落，使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落伍于时代。”从这里不难读出“借古讽今”之意。

在何严争论中，何满子的言辞更为激烈，但每每也说理透彻；严家炎先生言辞较为温厚，但往往也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例如，在回应何满子对推崇武侠小说的指责时，严家炎先生一再拿鲁迅作挡箭牌，说鲁迅肯定所谓“侠文化”，并且说鲁迅的《铸剑》“是一篇现代武侠小说”，老舍的《断魂枪》也被严家炎先生归入了武侠小说的范畴。^[12]对此，何满子先生和袁良骏先生都曾撰文予以反驳。鲁迅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倘若连鲁迅也肯定所谓“侠文化”并且写过武侠小说，那将金庸小说与新文化运动对立起来，就毫无道理。然而，寻章摘句地将鲁迅打扮成武侠小说的推崇者和写作者，却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何满子说：“将鲁迅举为武侠小说的护法也正如鲁迅在《题未定草（六）》中所说的，将勇士‘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同样的诬枉而可笑。不过这也不奇怪，商品社会里，畅销书拜物教的教徒们是专干这类买卖的。”^[13]言辞虽然尖刻，但也可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袁良骏先生在《〈铸剑〉、〈断魂枪〉都是武侠小说吗——向严家炎先生请教》^[14]一文中，则通过对这两篇小说的具体分析，反驳了严家炎先生的生拉硬扯。袁良骏先生指出，“武侠小说是一个特定的文学范畴，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并非只要小说中出现了“侠士”、“镖师”一类人物，就一定是武侠小说，正如并非只要小说中出现了农民就一定是乡土小说，只要出现了军人就一定是军事小说一样。这本是简单的道理，严家炎先生不会不明白。而严家炎先生之所以又一次违背常识地指鹿为马，还是因为面对金庸时太缺乏“平常心”。袁良骏先生在文章最后说：“‘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我们希望严先生好好品味这两句陶诗，争取早日端正对金庸的研究视角。”这几句话是很善意的，也是很语重心长的。

注释：

①转引自陈平原《超越“雅俗”》，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②载《文汇报》1999年7月23日。

③载《光明日报》1999年8月12日。

④载《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8日。

⑤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6日。

⑥载《南方周末》1999年12月17日。

⑦载《文学报》2000年2月17日。

⑧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日。

⑨见《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

⑩见严家炎《答〈拒续金庸〉》，载《南方周末》1995年1月13日。

11 载《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

12 见严家炎《以平常心看新武侠》，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

13 见《鲁迅是武侠小说的守护神？》

14 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