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内圣外王”之道（5-2）

    “现代禅修”录音剪辑

　

    王绍璠

　


    我们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随时开始，随时结束，乃至七天都是如此。

    我们这次也叫打七，可是内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七天里要把大家先入为主的观念整个扭转过来，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延续了千百年，把智慧当作宗教，当作跳大神。

    因此，这七天我在这里力换狂澜，唤回我们全民族的素质，找回我们全民族的智慧。

    大家不要小看这七天，荀子说过：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李斯在上给秦始皇《谏逐客令》书中也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

    现代的量子论注重微观，没有个体就没有群体。《华严经》中说：没有众生就没有诸佛和菩萨。乃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实际上是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人民素质和实力的总和。

    就像混沌理论一样，每一个老百姓的起心动念就会影响到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球，一个宇宙，一个法界。

    七天里面干什么呢？就是学毛泽东，学中国共产党。每一次打七我都赞叹毛主席，赞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中国从落后和迷信等等大山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其实压在我们头上，压在我们身上的又岂止是三座大山，人我之山，是非之山，邪见之山，无知之山，以及种种卑鄙无耻下流的积习之山。这些大山，我们都要统统的搬掉搬光。因此，我们就要学愚公，做愚公。

    什么叫改革？什么叫开放？就是要把自己身上无耻下流卑鄙的毛病改掉，开放出我们本自具足的内在智慧。

    我经常说，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国家。我的潜台词，诸位还难理解，但从诸位身上表现的无耻，表现的无聊，表现的无知，表现的无德而言，大家看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能好到那里去？怪国家，怪政府，怪制度，什么都怪，偏偏就不怪自己。

    因此，要恢复全民素质，要提高全民素质，首先得从自己开始，从自己身上开刀，向我身上开炮，全民族的素质必须从这里开始，这就是打七的重点和目的。

    我叫小樊把这些标语写出来：提高全民素质，再现汉唐辉煌；这是我们的标旨。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可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辉煌是充实的，是存在的，不是要给大家上纲上限，而是要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自己，找个定位。

    七天里面，什么佛呵，道呵，什么禅哪，密哪，统统要丢到垃圾桶里面，我们几千年来的智慧和德性，统统被这些东西污染的成了迷信下流，再继续这些跳大神的传统，我们就要比法轮功还堕落，还无聊。

    打七的宗旨就在于：以我的微薄之力带领大家实验，我经常如此做实验，我是老白老鼠，诸位是瘦的，胖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白老鼠。

    我们为全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作实验，做什么实验呢？就是人类可以恢复智慧、和谐和辉煌，就像中国的汉唐盛世。

    尤其唐代，当时是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长安那个时候就有几百万人口，而且是世界的中心。有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流之说。

    那个时期，就是吐蕃王朝也还是个强国，也有上千万人口。

    为什么到现在一个螃蟹不如一个螃蟹呢？我们的民族不再智慧，不再辉煌，人类也不再智慧，不再和谐，只有功利和竞争。这个原因就要问诸位了。

    诸位到这里来干嘛呢？大多数人是人云亦云，都是“公等碌碌，因人成事”。我也经常说，我是个猴子，大家就是观众，也可以这么说，我是耍猴子给大家看。

    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家不论什么原因来到这里，总之也就是难得。不是我刻意夸奖大家，刻意讨好大家。你们能来这里要参加七天，在当今之世，甚为难得。大热天不去乘凉，拥挤在这里，还要听我骂人，耳根又不得清净，到底招谁惹谁。

    因此，我说不是我了不起，而是大家了不起，你们的脚步和行动选择的是智慧。所以我才说，智慧的承当要在诸位身上体现。

    这个智慧事业，既然曾经拥有，我们在今天就要继续承当，发扬光大，不能再恣意糟蹋掉。

    所以一上来，我还是要求大家做两个白痴。一个脑筋的白痴，我们这里就是劳改营，诸位都是劳改犯，做好白痴才是本份。第二个白痴就是嘴巴白痴，来这里就是只管吃饭、吃饭再吃饭，其它的什么偏见、邪见、我见、慢见等等丢光。佛法的所谓放下，就是共产党所谓的下放，也就是劳改，把自己下放到白痴境界，那就对了。

    这七天里面，由我来跳大神，我替大家讲，替大家想，替大家做，七天以后大家再恢复你那个自我。至少在这七天里面要好好地，认真地做个白痴，你越呈聪明，越卖弄自我，越以为自己有功夫，有学问，你就越完蛋。这就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做白痴就是要大家坦白，抗拒就是贼心不死，偷心不死，无耻下流等等诸心不死。

    一上来有的人就要跟我比，老实说，你跟我比有什么用，有本事要超过我，要超过南老师，要超过袁太老师，要超过诸佛菩萨，诸大古德。再有本事，你来把地球颠倒转一圈，有本事，叫那些贪官污吏不再贪污犯法；有本事，要那些倒霉的百姓不再倒霉；有本事，水灾的地方不要再发水灾，火灾的地方不再发火灾，有本事，你叫天下苍生，天天做好人，做好事；这才叫做真本事，这才叫做真学佛，这才叫做打七，这才叫做跟我比，这才叫做跟诸菩萨比，这才叫做跟天比，跟地比，跟中国共产党比，既然没有这种真本事，那就好好的做白痴，好好的待六月之息，海运再图南飞。所以说，这七天里面，任何学问都没有用，都用不着。你那个学问再好再大，不能落实到安住现世，利乐有情，庄严国土，变大地为黄金，转长河为酶酪，都是纸上淡兵，煮沙成饭，说食不饱。

    你尽可以做个安份守已的小市民，尽可以过着庸俗平常的知足生活，尽可以去吃喝玩乐，其实现在大陆还不够资格吃喝玩乐，还停留在吃喝嫖赌的境界，停留在处级干部（畜生级）的境界。你尽可以生生死死，做蜉游，做蟑螂、蚂蚁、臭虫，那是你的选择，那是你的自由。惟独你不要自称学佛，自称是做人。如果自称学佛、自称做人，那就要规规矩矩做人，实事求是做事，给你一个支点，你就能够把地球支起来，玩他一玩。这才叫做人，这才叫做事。

    大家要搞清楚，来这里是干嘛的。我平常欣赏列宁的一句话：为什么阶级服务，要搞清楚。

    你们中间这时又有人开始胡说八道：王老师，现在还谈什么阶级，老掉牙了。

    你们管我说些什么，好好做白痴，下要来分析我的话。大家来的目的就是要先搞清楚为什么阶级服务。

    我们这里，在七天里，不跟大家讲佛讲法，佛法一千年来都给那些老无耻，老下流讲烂了，讲歪了，讲成了比婆罗门还婆罗门，比法轮还还法轮功的下流外道。

    在这里，在七天里，我们只谈一个字：人。先做好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有大人之觉的人。同时，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也经常感慨，幸亏世界有中国，幸亏中国有伟大的文化，有伟大的五十六个民族，世界才算有真理，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实事求是的说，千百年来中国为人类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多多的贡献。

    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落伍了，中国就象兔二爷一样睡着了，不止睡着了，还把创造文明，创造智慧的那把刀子丢掉，糟蹋掉。

    中国在十七世纪前是光荣的，是伟大的，是正确的。歌德自己也承认。当日耳曼民族的祖先还寄居在黑森林的时期，伟大的中国人就已经创造了文明和智慧。我们必须检讨，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能够创造智慧和文明，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古老的年代，我们的祖先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到了近代，我们都不止丢了这把刀子——中国的智慧和精神——同时还错认了祖宗，抬错了棺材，哭错了祖宗。

    这就是我强调的，为什么阶级服务，我们打七的宗旨是再创汉唐辉煌，提高全民素质。

　

中国禅宗与日本民族精神

　

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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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府权贵兴禅如同强有力的催化剂，一方面带动了武士群体中参禅悟道的势潮，同时把禅宗逐步推向百姓中间。此后，禅宗各派分别在幕府将军和下层百姓中流传，临济宗十四派受到幕府及武士们的喜好，曹洞宗则在民间流行，故有“临济将军，曹洞土民”的说法。黄檗宗是17世纪中叶方才传入日本的禅宗派别。1654年，隐元隆琦（1592-1673年）应邀赴日建立黄檗山万福寺，开创了日本的黄檗宗。从此形成了禅门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派格局，一直延续到后世。

    较之净土宗，日本佛教禅宗对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士们的影响更大些。其原因首先在于禅宗更为适应武士阶层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既为武士就须驱驰矢石之间，出入生死之门。他们更需要从精神上支撑其不计生死追随主君的精神支柱。对于生死之事，禅宗认为“死生一如”，以为只要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无我境地，完全断绝了生死的羁绊，就能“见性成佛”。这就可以使武士们不计生死，与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士提倡临战时应“忘我”、“忘亲”、“忘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因而，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武士道是“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其次，禅宗既不主张苦行，又不要念佛读经，认为只要直指本心，做到心地“无非”、“无乱”、“无痴”便是“戒、定、慧”，外在行迹皆属次要。这实际又为武士们纵情声色大开了方便之门，既可在此岸世界极尽声色享受，又能在彼岸世界预先登记入场券，何乐而不为，再者，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提倡以简便易行的内观“顿悟”而成佛了道，也适应武士们文化水准较低且无暇读经礼佛的生活状态。这样，许多武士皈依禅宗，坐禅求悟，并非偶然。

    进入江户时代后，武士的社会机能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江户幕府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实行“兵农分离”和严格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武士们作为最高等级的“士”，大多离开农村领地住进城市过寄生生活。他们的主要职能不再是战斗员，许多人成为行政官僚。在当时，虽有人继续提倡以战斗中为主君忘我献身为主要内容的“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如大道寺友山所著的《武道的初心集》的开头便说，从正月初一的清晨到除夕的深夜，经常觉悟到死是武士的本分，山本常朝所著的《叶隐》的第二句也是说：“所谓武士道即是觉悟死。”[1]但是，由于武士社会职能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仅仅有“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就不够了。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和一些儒学者如中江藤树和熊泽蕃山都曾努力创造新的武士道理论。不过，对于创立新的武士道理论作出最大的贡献的，还是古学派儒者山鹿素行（1622-1685）。

    在《山鹿语类》中有“士道篇”，其中首先讲武士要“立本”，应“知已之职分”。什么是武士的“职分”呢？他说，武士之职分，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而已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之交接，是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而农工商以其职而无暇，不得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置农工商业而专勤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人伦之辈，速加惩罚，以待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士必具备文武之德知也。[2]这段话实际规定了武士有两大职分：一是要像过去一样，对主君尽忠；二是应“自觉”和实践“人伦之道”，并作为指导者与典范，诱导乃至强迫“农工商”实行所谓的“人伦之道”。山鹿素行把“道的自觉”也当作职分之一，其目的显然是既要维护武士阶级内部的尽忠与保护关系，又要维护武士对“农工商”的特权地位。为完成武士的职分，山鹿素行还主张要“明心术”、“详威仪”和“慎日用”等。所谓“明心术”就是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详威仪”和“慎日用”则是严守日常生活中种种礼仪，使他人感到威严。山鹿素行还对“明心术”和“详威仪”的内容作了许多详细的规定，如“详威仪”就要“慎视听”、“慎言语”、“慎容貌之动”，还要“节饮食之用”、“明衣服之制”、“严居宅之制”、“详器物之用”等。山鹿素行的这一套士道论，固然有利于培植死心塌地的封建忠君卫道者，此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利用它来驱使日本人民为其对外侵略战争卖命的。但是，山鹿素行的士道论还主张培养“卓尔独立”之心，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继承与发扬了山鹿素行的这一思想。他说：“唯真实武士自以为武士而独守武士道耳。故今之独立士人亦如昔年之武士而行其独立之法，则无大过矣。”[3]福泽谕吉倡导“独立自尊”精神，认为“无独立气力者思国不深切”，“一身独立而后一国独立”。总之，山鹿素行儒学化的武士道理论，对此后日本文明和日本民族性格优劣两方面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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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到来后，同先期传播的儒家思想和神道接触，成为有别于中国祖庭的日本禅宗。中国唐代禅宗融进了儒道两家的思想成分，宋代“儒释合一”的思潮使其与理学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僧人，如著名南宋禅师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和明代的一山一宁、镜堂觉圆等饱学之士，都曾把日本人称为“宋学”的程朱理学东传 扶桑，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而入宋学禅的日僧则是宋学东传的另一条渠道。据史料记载，宋明两代有大批日本僧侣到中国学习禅宗其中仅见著史籍的就有明信、明全、希玄道元、元门普门、南浦绍明、圆尔辨圆、无本觉心等数十人。例如“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在宋目睹南宋士大夫兼修禅儒、崇尚理学的风气，将朱熹的《大学或问》、《论语精义》等著作带回日本，系统地介绍宋学概貌，首开说禅论理的风气之先。

    宋代，中国禅宗依照印度五精社十塔刹的典故，以径山、灵隐山、天童山、净慈山和育王山建立十刹。日本的五山禅林是仿照中国“五山十刹”禅林制度营造出的体系。但日本的“五山十刹”，分为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两大系统。寺院也不仅“十刹”，而是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变换的概念。武士的崛起使公卿贵族和旧时的文人雅士推崇的国风文学黯然失色，代之而起的是禅风浓郁的“五山文学”生成发展。进入14世纪，汉学造诣深厚的虎关师练和雪村友梅、中岩圆月等禅僧兴起禅诗风潮，划分出“本土派”与“游学派”的文学分野。前者立足于在日本通读中国典籍，研习汉诗汉文；后者则注重求法中国，在名山大川中结识高僧，体验汉地文化。其后，被誉为“五山文学双璧”的绝海中津和义堂周信又将诗歌、文章、书法乃至绘画丹青以及琴棋技法推向高潮。同时，由于禅林热心传播宋学的禅僧中不乏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与文学匹配的“五山儒学”也曾一度流行。

    禅宗文化成熟的又一标志是在武士阶层中形成了广泛的武家禅。武士生涯原本是戎马征战的“弓矢之道”，主家的忠诚、勇敢是这个群体的基本行为规范。统治者看中了禅宗在日本的“护国”、“安邦”和“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等“空寂观念”的价值，希冀它教化仆从为效忠主君慷慨赴死。而武士们也格外欣赏“生为梦幻，死不可悲”的境界。若论禅师对武家的影响，首推南宋禅僧“佛光国师”无学祖元。南宋末年，元军进逼温州，包围了雁荡山能仁寺，众人纷纷逃离后，祖元安坐在元军刀丛之中参得禅偈：

    乾坤天地旧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

    留下一语退却凶神恶煞的元兵的记录。据说，“弘安之役”时执权北条时政探得10余万蒙古大军来袭，求助祖元。祖元写下“莫烦恼”三字相赠，又日夜祈祷，使“精诚所感动，滴血化仓海”，“一句一偈，悉化神兵”。祖元常以消除烦恼的“无畏”砥砺武士精神，“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著重甲入魔贼阵，魔贼虽众，不被贼害。掉臂贼魔中，贼魔皆降伏。”[4]大休正念也告诫武士：“击碎生死牢关，便见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谓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可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场，纵横卷舒，常自泰然安静。胸中不挂寸丝，然立处既真，用处得力。”[5]日本曹洞宗开祖希玄道元也曾在永平寺开讲“生亦一时，死亦一时，如春而为夏，夏而为秋，秋而为冬”的自然循环，告诫武士们舍生忘死。为了解决生死关头苦恼的梦魇，武士也常常主动向禅僧参问玄机。南北朝两军逐鹿的“凑川之战”前夕，楠木正成拜见来日的元僧明极楚俊，“生死之交当如何？”明极楚俊随口咏出偈语：“两头俱截断，一剑依天寒。”楠木正成又问：“剑落又如何？”明极楚俊一声断喝，终于使楠木正成领悟了“轻生取义”的要谛，成为后世武家的楷模。此后，历代武士们对处变不惊、以静制动的禅法备加憧憬，将禅法运用到修习武道之中。

    禅家的教化得到武士们普遍响应，“武士好禅”是幕府时期武家精神的基本特点。从战国到近世，唐代“杀人刀，活人剑”的公案广为流行，出现了像宫本武藏、山冈铁舟那样精通武家禅法的剑豪。又有德川家康的禅宗业师泽庵作《不动神智妙录》，论述战阵之中，“心无置所”，更是把“武家禅”发挥到化境程度。[6]武家禅成为了武士心中“不是宗教的宗教。”

    总之，在武家政权更替、封建社会从成熟走向晚期的几百年中，禅宗在幕府的扶植和百姓的认同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南北朝以后的政治动乱使佛教各个宗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惟独禅宗非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兴隆。日本的禅宗的某些教义和做法甚至超越了中国禅宗这一母体，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不仅如此，禅宗泛化为广义的日本禅文化，在熔铸民族文明的意义上取代和压倒了以往佛教诸宗派的影响，以“我花开过百花杀”的力度和气概，把中世纪以后的日本文明推向了新的阶段。究其禅宗文化在日本走向繁盛的原因，恐怕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使然。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宗教的发展的真正动力，不在于它的本身的神圣光环，而是在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运动变化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是中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变化和社会环境变化决定着日本禅宗的发展和变化。因为，对于唐代中国文化大规模输出日本对业已存在的禅宗来说，之所以等到数百年后才被日本文明接纳，这个“时间差”恰恰是在等待承接它的土壤的成熟。禅宗，必定要生长在封建社会成熟的阶段，惟其如此，才能溶铸出东方文明的璀璨果实。这正是日本禅宗在中世纪以后发育成熟的社会根源。

    （二）是禅宗独特修行方式使然。在战火纷飞、时有暴乱的动荡时期，慨叹人生无常、珍视生活的精神质量的人生观具有极大市场。禅宗以明心见性迎合了大众淡泊明志的心理特点。而且，临济宗、曹洞宗以及后来的黄檗宗在教化对象上的“自然分工”，使社会各色人等均可以在参透人生的探索中，找到自己命运的归宿，因而得以在日本社会迅速普及。

    （三）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各个生长点。一个民族的文明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态概念。就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的衰朽，并不意味着相应文化体系的终了，反倒是新文化潮流的开端。中世纪以后，日本出现了民族文化的又一次飞跃，在禅宗的根基上生长出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各种“艺道”。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宇宙根本规律或自然法则的高度抽象——譬如道家“道法自然”的大道或儒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都是超乎平常的东西。在中国人眼中，所谓形而上才是“道”，形而下则是“器”。耐人寻味的是，禅宗一经和日本文化母本嫁接，就在原本属于“器”的具体领域生长出形形色色的“艺道”。荣西带来的茶文化演变出“茶道”；号称“日本三笔”的弘法大师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照搬的魏晋书风和唐人格调，在禅的濡染下变种为“禅宗样书道”；插花赏花的艺术形之为“花道”；连好勇斗狠的武士，也乖乖地接受了“武士禅”的规范（当时的武士道与近代以后军国主义将其恶用为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是有区别的）。有关日本“艺道”在后文另有专论，此处笔墨从简，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倘若没有禅宗“呵祖骂佛”藐视一切权威的力量，没有直指人心并包容万物的博大襟怀，就无法熔铸近代以前的日本民族精神，[7]就很难想象有突破因袭唐制的新日本文化出现，禅宗确为日本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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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本思想大系 26 三河物语·叶隐》，岩波书店1874年版，第220页。

    [2] 《山鹿语类》第2册，图书刊行会1910年版，第352页。

    [3] 转引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论社1973年版，第90页。

    [4] 引自《佛源禅师语录》，之七；之四。

    [5] 同上。

    [6] 镰田茂雄著《禅与日本武士道》，引自《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20页。

    [7] 以成熟的禅宗文化为内核，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对此，16世纪到日本传教的天主教神甫约翰·罗德利格斯曾经有一段精辟的分析：“日本人有三个心。第一，口头上的。这一眼就可以看出不是真实的，是虚伪的‘心’。第二，只在亲密朋友之间互相敞开的内心的‘心’。但是，还有一个，那就是在它们的后面，对任何人都不说的只属于自己的内心的‘心’。这种三颗潜藏在深处的“日本心”，正是传教士在传布西文宗教时接触到的禅为日本民族铸就的精神实体的外化表现。（参见柳田圣山《禅与日本文化》中译本，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