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内圣外王”之道（5-1）

为什么中国目前需要智慧而不是宗教迷信

——兼评法轮功现象及其它

　

王绍璠

　


    当中国古代的鬼神文明上升到人文精神的文化层次时，中国文化就已经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从此以后，中国文化便以参天地化育的人文精神为本位，活跃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

    从重鬼神祭祀的商朝发展到主人文精神的周代，正是中国先民摆脱宗教而以人为本位的时代。作为殷商文明的继承者孔子也曾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种“从周”的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并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精神。

    观我们现在所谓的“宗教”，几乎都是采用西方的概念，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内涵完全不一样；它们分属于两种系统，并处于不同层次，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西方宗教的核心在信仰，而中国人文的精神在智慧。如果中国目前需要宗教，那也是智慧的“宗教”，多快好省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而绝非是西方那种以信仰为主的宗教，盲从膜拜为上帝服务的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这里。

    想弘扬传统文化，再创汉唐辉煌，使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就要从这里下手。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即将到来，而复兴的首要标志，就在于文化的复兴。没有这种文化的复兴，便没有自己真正的灵魂；而没有自己灵魂的民族，便没有长治久安的根基；没有根基的民族，纵使繁荣强盛，也是表面的、暂时的、殊难持久的。

    西方的宗教自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从多神教到一神教，都是一脉相承：必须有一个神来信仰，有一个神来统治他们，法令他们，赐他们生命，给他们勇气，以赞美上帝、侍奉上帝为荣光，一切来自上帝，一切归于上帝。这就是西方所谓的“宗教”。由此衍生的西方中心论正是以这种信仰为基调，除了来自希腊文明的传承之外，这个世界就没有别种“人类”存在（甚至在十八世纪，作为西方同类的日耳曼人还被称为野蛮人）。

    亚里士多德直到十九世纪启蒙运动时，西方的政教合一（神权与专制合一），处处体现了所谓“宗教”的真实面目：君权神授，国王代表上帝，享有一切的权利和财富（以法国路易十四为代表人物），人民只是被奴役、被剥削、被践踏的一群绵羊，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贵族（伯爵以上）、僧侣（主教以上）才够资格被称为人，共享国王剩余的唾沫。

    这种宗教文明及君主专制制度，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新的资本主义所取代。然而披在它们身上的宗教外衣，实际上依然保留了旧时代的专制、独裁的神性。以美国为例，到现在仍然是人、神共治，右派和宗教势力甚嚣尘上之时。

    正因为西方自中世纪近千余年以来的传统和习性，宗教已经成为牢不可破的、根深蒂固的主要意识，深植于每个西方人的心中，他们已经习惯性的离不开宗教：从饮食到睡眠，处处都有宗教的烙印。他们全然信从来自宗教的一切训示，连带地作了政治的“顺民”，他们不能想象没有他们所谓的宗教，这人社会将是什么样的社会。他们以为上帝主宰一切，自然地，西方代表人类：前者是天经地义，不可怀疑；后者是义务天职，当仁不让。这就是他们宗教的逻辑。

    中世纪的宗教给后来君主专制带来了“顺民”政治，才有了如法国巴黎的贵族精品文化，影响了当时的整个欧洲。

    同样，现时的宗教也给当前资本主义的政客带来了“顺民”效应。再以美国的宗教为例，其社会稍有波动，宗教势力必然抬头，人民在“哈露利亚”声中又归于平淡，享受千年以来习性带来的安宁。

    这是西方所谓“宗教”的本质和功能所在。

    这也就是尼采为什么反对基督教文明的奴性而回归到人性（超人）的原因所在。

    西方在长达一千余年中世纪的封建与迷信，极权与暴力的体制之下，曾扮演了在人类文明史上空前也是绝后的最可耻、最残酷、最无知的角色（任意迫害妇女，无端践踏科学），所谓的“宗教战争”，直到今天阴云仍然未散。

    这种极权主义后来演变成了西方人共同信奉的唯一无二，排他独尊的不可一世的宗教情操：信主得救，异端炼狱。这种观念主宰着一千多年的西方文明，不许有反对的声音，更不能探讨真理。

    马克斯·韦伯有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才能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他的傲慢与偏见（毋宁是无知），也是来自自以为是的传统理念。

    西方在资本主义取代君主专制后，更巧妙地利用了宗教的影响力，把上帝和资本（主要是货币）异化为双胞胎，成为资本主义终极理念的游戏规则；亚当·斯密著名的一句话：“在经济最繁荣的时代，恰恰是道德最完美的时代。”当然，他所谓的经济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道德是指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道德。但也正是这一句话表明了他对资本与上帝完美结合的一种美好的心愿和企盼。

    这就是宗教在今天西方的社会中所担当的不可或缺的任务（甚至在俄国，叶利钦的《午夜日记》中还提到俄国东正教大牧首阿历克西二世对他的影响）。也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伦理能为当代资本主义服务的最主要原因和理由：宗教在今天仍然造就着“顺民效应”，人民仍然是一群没有自主权利的绵羊，仍然顺应着主所颁布的“律法”生活着，欢乐着。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是不能接受这种所谓的“宗教”，更不能使之成为主流来信仰。

    正如文前所说，中国自古就没有类似西方所谓的“宗教”，那种形式的文化存在过，即使是从印度传来已经是婆罗门教化的佛教：典型的宗教迷信和崇拜。但也在隋唐之世就被转化和结合成为中国特有的智慧体系：禅文化；同时还展现出原始佛教的精旨：以人为本，反对神的信仰（西方的尼采深受原始佛教精神的影响，并无情批判了基督教神造世界的迷信邪说，亦可证明）。

    禅文化是中印文化智慧的结晶，是以印度佛教中观为主的体系与中国儒道等家精英思想结合为一体的中国化了的追求智慧的实证体系。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凡是透亮着这种光辉的思想的时代（如汉、唐、宋、清初），就是思想与文明相对开放和发展的时代，就是智慧的时代。这种时代的特征就在于批判及扬弃宗教的形而上学，而趣向真理，探讨实相（宇宙人生的根本），也就是充盈着所谓的“科学思想”，生命发出智慧的光芒。

    凡是沉浸于那种宗教迷信的时代（如南北朝、梁武帝、清末），就是思想与文明相对封滞与落后的时代，就是愚昧的时代。这种时代的特征就在于盲从及偏执宗教形而上学，而趣向追求信仰，崇拜异端（西方极乐、香巴拉、白莲教），也就是充满了所谓的“宗教情操”，生命流于愚痴而变态。

    禅文化恰恰是各个时代的明镜，它不仅仅是点亮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同时还启发了朝、韩、日各民族的国魂。当光明反映了智慧时，生命的活水，无究的动力，造就了一代人的丰功伟业，真理盎然；当昏昧掩遮了智慧时，生命的僵化，后滞的动力，影响了一代人的素质品德，迷信嚣然。中国文化与历代国运的兴衰变迁大都如此。

    目前，人们对所谓的“宗教”产生的迷惑和混淆，正说明了对自己优良传统文化精神的无知和曲解。何况一些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或一些研究宗教活动的人，他们之所以无知，之所以曲解，也正是现在最为迫切，最需要解决的一个有关民族文化延续与断绝，智慧与迷信，道德与骄慢如何取舍的问题。

    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智慧和伟大的民族，因而当前我们应该检讨的是：为什么我们偏离智慧和伟大？为什么我们不再智慧和伟大？

    而不是仅仅陶醉于我们如何智慧，如何伟大，如何骄傲，如何进入五百强。

    现在正是对西方“新的八国联军”说“不”之前，必须先向自己民族文化精神说“是”的时候了。

    毛主席曾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批判性的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呢？

    在孔荀孟墨老庄等大家和禅文化和思想引导下，在在处处都显示智慧和人性的光辉；就是这种毫无宗教信仰（迷信），毫无压制人性（极权），充满智慧和人性光辉的中国文化，为全人类作出了伟大的成就与贡献。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十八世纪之前，于人类文明史上一直领先群伦，独占鳌头的原因。

    诚如当代美国哲学家怀特海在其《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所说：“虽然直到1500年，欧洲所知道的东西加起来还没有公元前212年去世的阿基米德那么多，但到了17世纪时为什么突然加快了呢？实际是一种新的思想面貌，得到了显著的体现而加强了，这种思想方式甚至比新科学和新技术更为重要，它把我们心中的形而上学（宗教迷信）前提以及构思的内容全改变了。

    “这种思想上的发展后来变成了有素养的思想家中一种盛极一时的习惯，这是使生命甜蜜的糖。在17世纪时期，使科学思想远远驾于欧洲多种潮流之上的特点之一是当时的大学，现代科学思想诞生于欧洲，但它的家却是整个世界。”

    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如怀特海所说的诞生于欧洲的“科学思想”：诸子百家以及禅文化的精旨（其实质和内容都是讨论天体和人性的深层思想，没有半点形而上学（宗教迷信））。之所以近代以来却没有产生现代的科学，其主要原因是十七世纪以来我们没有像西方一样扬弃形而上学（宗教迷信），而让这种形而上学继续主宰着我们的思想；再加上传承优良人文精神的缺如，思想的愚昧，道德的堕落，政治的腐败，外来的欺压，内忧外患，导致了民族的虚无主义，失去自信，没有激情，造成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屈辱，抑滞了一百多年的智慧成长。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多么自肯的担当，多么伟大的承诺。共产党代表先进，代表自信，代表激情，代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她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尤其是“文革”后二十多年的成就和发展，算得上是真正的奇迹。

    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中国人能制造出先进的核子武器，基因组织，而宗教迷信，烧香拜佛，看相算命，却仍充斥了全国？法轮功到处公开欺世盗名，到处公开造势乱国；和尚、喇嘛、道士到处公开说神话、做神事，说鬼话、做鬼事，就是不说人话、不做人事，反不如西方基督教教士的入世精神，以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化导人民伦理道德风气为依归。这是为什么？究其根本，就在于丧失了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和对智慧的热烈追求。

    因此，如果不从目前宗教失序与滥败的根本处着手，进行全方位的彻底的反思和检讨的话，就算法轮功一时消灭了，可是以后还会有天轮功、地轮功等无数迷信活动相继衍生出来。现在的确应该——

    是如何清理、整顿固有的传承宗教（尤其是佛教）形式和内容的时刻；是如何教育改造从事传承宗教活动分子的时刻；是从事管理宗教业务的干部如何自我教育，如何提高学养，如何提升素质的时刻；是全社会如何维护和发扬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传承中固有的智慧和伟大之处的时刻；是学习汉唐盛世如何融合智慧事业与宗教德行，以使人民的安祥和真理的探索并行而是不悖的时刻。


（2001年2月15日）

　


“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

——毛泽东的宗教观

　


    访问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中，有一句关于宗教的名言，大意是宗教是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看来是对宗教批判态度的。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毛泽东，是不是也否定宗教呢？

    林克：您所引用的名言，我看应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认识分歧，从在劳动者阶级摆脱物质的和精神的奴役斗争的特定过程，这两个角度上来理解，而不应认为毛泽东不问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宗教。这一点，在我与毛泽东的接触中，可说是较清晰地感受到了。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尽管它比较虚幻，却寄托了一定历史时期、一部分人们的某些良好的愿望。它能为众多的人所接受，也总有其合理的成分。以过一点，毛泽东不仅不否定，还经常取之为己用。面对宗教史上一些杰出的贤哲，毛泽东甚至欣赏有加。

    访问者：你是否能讲得更详细些？

    林克：首先，毛泽东不希望人们视宗教为派妖孽，认为一无可取，避而不接触。而是要人们了解宗教，最好掌握一些有关宗教的知识和学说。当然有时是为了批判。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同班禅谈话时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些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有一次，毛泽东和周谷城谈论哲学问题，说到胡适写哲学史，然后突然对中国至彼时尚无一部佛教史流露出遗憾之情。

    我记得1963年底，毛泽东曾在一份文件上做过如下批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毛泽东不仅对别人提倡学习一些宗教经典，自己也经常阅读一些宗教书籍。

    访问者：毛泽东都读过一些什么书呢？

    林克：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读过一些。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了。

    访问者：毛泽东对这类书，只是泛泛地浏览呢，还是对某一宗派心有灵犀，你可否透露一点“内幕”？

    林克：我感觉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六世禅宗慧能（亦称惠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还多次给我讲慧能的身世、学说，可以说，我对慧能及禅宗的微薄知识，都是得自毛泽东的“灌输”。

    毛泽东最先对我讲的，是慧能的身世。他出生唐太宗贞观十二年，3岁丧父，家境贫寒，稍长即以卖柴养母。皈依佛门后，一直是春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代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作法偈，以观各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作一首，深得众僧推崇，可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意作一法偈，却得到弘忍觉识。

    毛泽东为我背诵了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告诉我，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物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也不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于是弘忍将法衣传给慧能，为六世禅宗。

    后来毛泽东又和我谈了慧能的学说，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持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呵佛骂祖”。后世将他的创树称为“佛学革命”。

    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过程中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毛泽东谈吐幽默诙谐，有些话含蕴颇深，很值得回味，不能说与禅宗全然无涉。

    访问者：那么毛泽东对宗教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关系又有过如何评说呢？

    林克：毛泽东是承认宗教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的，并对献身于此的人怀有深深的敬意。

    我记得毛泽东曾说过：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了印度佛教的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还赞叹过鉴真和尚，说他六渡扶桑，虽然前五次都失败了，但他不屈不挠，终于到了日本，对于佛教的东渐，特别是中国佛教及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摘自《我所知道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