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之演进

    政治文化模式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深层结构，它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变迁中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延续了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可以了解从古至今政治变迁的深层原因，也可以探求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自从美国的瑞特弗戈（Karl A·Wittfoge）的“东方专制主义”说一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被定性为专制主义，即绝对王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其他东方国家（如印度、阿拉伯、俄国等）就划了等号，它的特性被抹煞，而这种特性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权威主义（专制主义），还包括民本主义、精英主义等内涵，三者互相补充、互相制约，整体互动，构成了完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由于反封建的需要，突出了对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而忽略了对精英主义、民本主义的研究，这在政治实践上也许有其合理性，但作为学术研究则流于简单化、片面性。史学家钱穆曾对专制主义说提出质疑，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平等的”，所以中国政治是“一统的”政治，而非专制，“人民任官，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中国文化传统的演进》）他实际上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定性为精英主义。保皇党人辜鸿铭也坚持认为中国政治不是专制主义，他说，“在中国，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若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便会一事无成。事实上，中国宪法是一种‘道德上的’宪法，而不是‘法律上的’宪法。”（《辜鸿铭文集》，南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注①）他实际上把中国政治定性为民本主义。他们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专制主义性质，固然是严重的错误，但指出其精英主义和民本主义，又是学术上的贡献，值得重视。我们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习见，以学术的眼光，科学地考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相一致。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不同，它不是由君主、贵族和农奴构成，而是由君主、士大夫和农民构成。士是平民知识分子，入仕后成为官僚，它们是知识精英、社会中坚；农民有人身自由，但无政治权利，他们是广大的社会基础；君主是最高统治者，依靠士大夫进行教化和统治。传统社会的理想状态就是明君——贤臣——良民的和谐共存。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形成了民本主义——精英主义——专制主义三极结构，三者协调平衡，中国政治就趋于正常运行；三者失衡倾斜，中国政治就紊乱无序。

    民本主义就是把民众（主要是农民）当作国家根本，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民心民意上，避免非理性专制。这种政治文化观念与“朕即国家”或神权政治的绝对专制不同。中国皇帝虽然也是天命所系的“天子”，但天命又体现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旦丧失民心，也就违背了天意，就会发生“革命”。孔子讲仁政、爱民，斥“苛政猛于虎”；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把民提到国家、君主之上。民本主义要求君主像慈父那样爱护赤子百姓，要求官吏作为父母官保护子民，否则就是昏君、暴君或昏官、贪官。民本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部分。

    但民本主义不是民主主义，不能把它理想化。因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中，它只是消极、被动的部分。民只有尽忠的义务，却不享受任何政治权利，他们的利益只能靠君主、官僚的道德素质来保障。这种被动性，往往造成政治文化模式偏离民本主义，向专制主义倾斜，从而导致政治紊乱、社会动荡。

    精英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即文化精英可以分享政治权力，成为王权的补充和制约力量。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由贵族封建社会转化为平民官僚社会，官吏选拔由任亲变为任贤。科举制确立后，文化学识成为选拔统治集团人才的客观标准，皇帝也要尊重这个规范。士又掌握了统治意识形态——儒学，作为圣人的传人、代言人，甚至具有了帝师的身份。这就意味着士具有了双重品格，一是具有依附性，他们把入仕作为根本出路，只有依附王权才能获得社会地位；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他们可以用圣人之教约束君主，以舆论、谏议等方式实现自己的意志。精英主义的存在可以防范君主权力越出理性规范，导致绝对专制。

    但是，精英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为王权服务的，士对王权的依附，必然导致独立性的丧失，从而使政治文化向专制主义倾斜，造成非理性的绝对专制，这是中国政治的总体趋势。

    权威主义即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国专制主义一个特点是大一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就这一点而言，与欧洲教会、诸侯对王权的制约相比，中国专制主义更加强化、一元化。但中国王权不是绝对王权，第一，王权要受到宗法制度规范，皇帝要受到皇族的约束，不能任意而行，否则就有被废黜的可能。第二，王权受到儒教约束，皇帝也要听从圣人之教；圣人之教由士掌握，因此皇帝要受到士大夫的制约。精英阶层可以一定程度上左右政局，皇帝也必须考虑他们的意志（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描绘的皇帝与士大夫的冲突）。圣人之教又以民本主义为核心，因而王权间接地为民意所左右。基于上述理由，中国专制主义只是一种有限度的、理性的专制，是一种权威主义，而非无限制的，非理性的绝对王权。

    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的平衡，是靠道德理想主义维系的，人民的忠贞，君主的仁爱和士大夫的忠君、爱民，都来自对圣人之教的信仰。因之，民本主义、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平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这种平衡往往是暂时的，而不平衡则是不断发生的。原因就是民本主义、精英主义对权威主义的约束是软性的，道德上的；而权威主义对民本主义、精英主义的制约却是硬性的、制度化的。所以中国政治天平常常向专制主义倾斜。

    中国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武王伐商，周朝建立，民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鬼治主义让位于德治主义。春秋以后，贵族社会瓦解，民间知识分子——士登上历舞台；儒家兴起，为新的政治文化打下理论基础。秦以后，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汉以后，吸取秦绝对专制主义教训，独尊儒术，民本主义、精英主义确立；同时由察举到科举，精英政治形成。至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成熟。

    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世”，就是传统政治文化模式正常运作的时代，典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个时代的统治者吸取秦末、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实行民本主义。同时，又通过察举、科举，吸收知识分子精英参政，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扩大了统治基础，并且出现了以爰盎、晃错以及魏徵等为代表的贤臣集团，他们直言敢谏，纠正君主偏失；而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等明君也虚心纳谏，使精英主义得以实行，也保证了权威主义的有效发挥。正是民本主义——精英主义——权威主义的协调平衡，使政治文化模式功能充分实现，从而造就了一代盛世。

    中国社会动乱，也由于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失衡，正面功能无法发挥所致。由于君主失德或者精英层腐败，民本主义丧失，导致君——民冲突或者官——民冲突。典型如秦始皇、隋炀帝的暴政引发的农民起义。

    再就是精英主义丧失，君主拒斥士大夫集团的约束，甚至打击精英集团，造成统治集团内部危机。典型如东汉末的“党锢之祸”和明末对东林党人的镇压。君主与士大夫的对立，使王权失去精英阶层的支持，出现政治紊乱。

    最后是王权失落，权威主义丧失，如历代不断出现的宦官或外戚专政、奸臣弄权、藩镇割据等。由于政治中枢失势、政治结构失衡，导致社会动乱。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不断由平衡到失衡，从而造成了中国政治的有序——无序，一治一乱和频繁的朝代更替，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平衡和失衡的交替构成了中国古代史，那么它的衰落、解体和重建则构成了中国的近现代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解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走向衰落。军事上的屡屡失败，使天朝大国的威望扫地，君主的权威动摇，传统权威主义衰亡。市场经济的侵蚀，使农村破产，城市文明兴起，新的阶级、阶层形成，统一的“民”发生分化，民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瓦解。废除科举后，新式知识分子取代传统士子登上历史舞台；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动摇了儒学的独尊地位，精英主义的社会基础瓦解。

    面对着传统社会的衰亡，出现了维持或调整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的努力，张之洞等人倡导“中体西用”，掀起了“清流运动”，但不能解救社会困境。于是就有变法维新之举，企图通过改良主义道路，改造传统政治文化模式，使之和平转化为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模式。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民本主义只是统治者的道德信条，不是制度上的民权保障，不能转化为民主主义。精英主义只是专制主义的补充、工具，也不与民主主义相通。王权与民权对立，传统权威主义不能转化为民主基础上、法制范围内的权威主义。因此，传统政治文化模式难以与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模式接轨。戊戌变法的失败，根本原因即在这里。

    辛亥以后，中国社会变革走上了摧毁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的道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打破了王权偶像，也扫除了精英政治，代之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了儒学权威，引进西方科学民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土崩瓦解。但是，引进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模式，建立多党制议会民主的试验失败了，因为中国社会尚未走出古典时代，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模式缺乏适宜的土壤，难以生根；科学、民主思想也缺乏来自传统的“支援意识”而夭折。辛亥革命至“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和政治处于混乱无序状态，民本主义丧失殆尽，军阀政客残民以逞；精英主义扫地以尽，流氓、兵痞、野心家横行政界；权威主义不复存在，变成了武人专制、军阀混战。这个时期，历史的要求就是重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以恢复社会稳定，并且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在这种历史要求下，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发生了。它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取向不同，不再是摧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引进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模式，而是改造传统政治文化模式，重建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历史提供了这种转折的契机，就是苏俄十月革命塑造的新东方政治文化模式，这个政治文化模式可以简化为人民（阶级）——政党（先锋）——领袖三极模式。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具有某种同构性，成为民本主义——精英主义——权威主义的变体。于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把苏俄新东方政治文化模式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结合起来，建构了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这种建构的实践，国民党最终失败了，共产党成功了。

    在建构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的实践中，民本主义被重新阐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侧重于城市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主义，而忽略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因而失去了农民的拥护。共产党的阶级解放，赋予民本主义新的内涵。它以广大农民为主体，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因而有更广大的社会基础，这是共产党人战胜国民党人的基本力量。

    精英主义也有了新的内涵，即以政治精英或技术精英代替民众行使政治权力。国民党早期作为革命政党主要是政治精英，成为执政党后很快官僚化，其后备力量多为技术精英，这些人缺乏信仰和理想，并且不能代表最广泛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不能代表农民。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精英，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富于理想主义，能代表最广大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因而较之国民党人更有战斗力。

    权威主义也有了新的内容。君主专制被推翻，军阀统治也丧失合法性，如何重建政治权威就成为历史课题。蒋介石仿效法西斯主义，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但其政治文化资源相当贫乏，三民主义的“训政”不足以建立有道德感召力的权威，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缺乏现实性、合法性，因此他的权威主义并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他只能更多地依靠军事独裁和特务统治。毛泽东则把权威主义建立在民本主义和精英主义之上，形成了阶级——先锋队——领袖的体制，即“民主集中制”。由于共产主义较之三民主义更富于理想性，而且共产党的革命给农民带来了翻身解放，因此，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成了“大救星”，享有极高的威望。建立有效的权威主义是共产党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人的政治文化模式，并未做到民本主义——精英主义——权威主义的平衡协调，由于缺乏革命热情、理想主义，精英脱离民众，也不能为领袖尽忠，更不能约束领袖，使蒋介石成了孤家寡人，独夫民贼。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凝聚下，为人民服务成为全党的宗旨，全党全民对领袖服从爱戴，民本主义、精英主义、权威主义之间的协调、平衡达到了最高的历史水平，从而爆发出空前的政治能量，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

    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是靠政治理想主义即共产主义信仰维系的，而这种政治理想主义在革命战争时期高涨，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冷却趋势，因而政治文化模式运作必然出现问题。

    建国以后，仍然沿袭并强化了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政治文化模式开始不相适应，并发生倾斜、失衡。

    首先，由于社会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本主义不相适应，但毛泽东仍坚持农民本位的民粹主义；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但毛泽东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中的民本主义就与社会发展不合拍，导致“左”的思潮发生，直至发生“文革”。

    其次，传统精英主义与社会发展脱节。党和干部队伍的组成由政治精英向技术精英转移，同时也发生精英层官僚化的倾向。毛泽东没有及时变革精英主义内涵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反而把知识精英作为资产阶级加以打击，发动了反右等一次次政治运动。同时，他又企图通过反官僚主义运动阻止精英官僚化，以保持精英主义活力。另外，他又错误地认为共产党领导集团已经变修，发动“文革”加以摧毁，并且企图从工农群众的“造反派”中选拔“接班人”，重新组织政治精英集团。

    权威主义也向专制主义倾斜。拥有巨大政治威望的毛泽东开始一步步摆脱集体领导，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最终以发动“文革”，打倒大多数领导集团成员方式获得了绝对权力，并且制造了个人崇拜狂热。这表明权威主义已经失去精英主义制约，走向绝对专制。

    毛泽东发动“文革”，除了企图矫正“变修”了的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以外，还力图重振淡化的革命理想主义，保持新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动力。

    “文革”动乱证明了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已失去历史合理性，必须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要求下，在毛逝世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集团决定结束“文革”、否定“文革”，并且发动了改革开放运动。

    改革开放不只是经济体制的变革，更深的意义还在于政治文化模式的重构。经济体制改革将改变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为政治变革打下基础。在结束“文革”，拨乱反正以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集团已经对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是渐进、局部的，它包括：

    民本主义内涵发生变化，由阶级解放变为全民富裕，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变化反映了历史的要求，符合了人民的愿望。

    精英主义也进行了调整，政治精英变为技术精英，领导干部实行了“三化”，即革命化（表明并没有放弃政治标准）、知识化、年轻化，由主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接班人改为主要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各级党政官员。这一调整也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批判了毛泽东个人崇拜和违反民主集中制错误以后，权威主义又回到精英主义制约之下，即将领袖置于集体领导监督之下。虽然领袖仍具有核心作用，但已不具有绝对权力了。这种改变也有助于避免个人专制，造成政治失范。

    但上述调整仍然不能看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完成，毋宁说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政治文化模式的变革，可能会带来剧烈的社会震荡。在经济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的时候，这种震荡也许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而且，甚至还有强化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的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变革，甚至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新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其负面作用日益突出。首先，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阶层分化，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体化的“人民”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民本主义的普适性日渐丧失。新的利益群体要求摆脱被动性，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精英主义也不再能作为民主主义的替代物。而且，精英层的腐败和权威主义的衰落，也削弱了新传统政治文化正常功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政治理想主义已不能维系新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的积极运作，新的政治文化模式必须寻找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新的文化资源。因之，在社会变革进程中，政治现代性——政治文化模式的现代变革必将来临，民本主义将为民主主义取代，精英主义、权威主义将向法制主义转化（即变人治为法治）。当然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曲折的，如何实现有序、平衡过渡，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实践的难题。但不管怎样，这种变革一定会发生，而且一定会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