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政治与政治学术

知识者一向是惯于理想主义的，这一点似乎在中国尤甚。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枯燥乏味的人类生活，随时都需要有超越性的物质给人的心灵点燃火焰。然而理想主义走到极致，事情却就往往不妙起来，大凡持着这种精神和情感倾向的人，多半会昂首于世界和社会的现实，即令活生生的现实与空疏的理想明明白白背道而驰，也要坚定地把理想当作真实而置之现实于不顾，更甚为之，还有可能反将真实的事情视作虚假。这样的结果，难免造就“乌托邦”，使本该脚踏实地的生活空心化，乃至实际的危机和挑战迫近而来时，亦因平时缺少思想准备而措手不及，天真所至，也许还要对意料之外的东西问上句“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仿佛正在发生着的并不是事实，而没有如愿发生的才更真切。

    因为理想主义，中国的不少知识者在做学问上，也不可避免带有浪漫化倾向，凡是与自己的理想和情趣相契合的，就毫不犹豫认同之，而与自己的审美取向不相契的，则不予注意。正值科索沃战争结束一周年，旧事重提，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科索沃的危机及其战事发展，开始是大出乎人们意料的，直到战争成为现实时我们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被我们轻易地忽略了。比如美国的战略思维传统对美国现实战略决策的影响，就很少为我们所关注。这种感觉在我重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竞技场上》、《抓住时机》、《超越和平》等著作时，尤其强烈。旧书新阅，不由便感叹我们对美国政治的理解实在是太单薄了，以致对一些本来不难预见的事情却怎么也没有清楚作出预测。

    世纪末的战火，兼之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被炸，应该说对中国知识界的震动是很大的。学者汪晖在去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对美国的行为感到有些吃惊和不可理解。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而且民主国家不主动对外征伐吗？偏偏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悍然便将国际准则丢在了一边，对一个弱邦小国又一次展开了“十字军东征”，以先进作战飞机和精确制导武器推广起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这当然很不合所谓“英美自由主义”，也不合“全球化”的美好预期，更不合“多极化”的热烈鼓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不能不说我们对很多事情是过于想当然了，仅看到了它们好的一面而对它们不好的一面从没有认真追究。

    其实只要对美国的国际战略稍稍全面一点作出观察，都不难发现其中自有不易发生变化的因素的存在，而它们却经常不被我们所关注。不久前听一位对战略文化/战略思维颇有研究的学者作学术报告，他刚从美国访问回来，谈及与美国政界、军界及学术界开展交流的情况，很是有些感触，原先他一直认为美国因为建国历史短，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应该是不太发达的，但实地考察，才知道这是误解，美国人像中国人一样，也十分注重长期性的考虑，认准了的事情，多半不会因总统和政府的更迭而改弦易辙。这种一贯性思维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中。在美国，国际政治方面的学术研究是极其兴旺的，而且对美国现实政治的影响很大，在学术资源和政治智慧之间，存在着良性循环和互动，这与中国的情形大有不同，中国大抵还是政治影响学术的，而学术对政治的影响则不宜高估，因为学术与政治相互交流的渠道还很不通畅。几乎可以说，看一看近年来美国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学者的著作，就基本上可以了解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外交决策，同时我们也将不会对美国近来的行为感到难以理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就不说了，从上世纪末的汉马到本世纪末的亨廷顿，贯穿着的是同一种战略思维，就拿上文提到的尼克松来说吧，说尼氏的政治著作是美国政治的遗嘱，大概并不为过，克林顿政府所做的几件比较大的事情，在尼克松的书里都有交代。比如美国要不要服从联合国领导的问题，尼克松早在1988年所著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就提出，美国必须超越联合国，担负起“领导世界”的“天定命运”，同时提出美国在本世纪剩下来的12年里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下一个世纪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对冷战后北约组织的前途问题，尼克松在90年代初就一再强调：“北约应该扩大而不是遭到削弱，而美国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承担新的使命。对于美国来说，北约是我们与欧洲保持经常联系的主要纽带，我们决不能将它割断。”“北约必须具有更多的国际主义，而不是更少”，并主张北约东扩，要“积极地支持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新的民主国家实现完全加入北约的目标”（《超越和平》p71—81）；并认为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十分重要。他说，美国和日本应该“步调一致地走入下一个世纪”（《超越和平》）p89）；他还反复驳斥了那种认为冷战结束后军事实力在外交决策中地位下降了的观点，指出权力政治依然要密切依赖于军事实力；而冷战后美国对地缘政治的运用，则与布热津斯基和尼克松所鼓吹的“抓住时机”、布置“大棋局”、重拨它（美国）的地缘政治罗盘相关联。应该指明的是：尼克松、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的战略思想，并非是他们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近200年来美国式战略思维传统在当代的回声和延续，“白人的责任”“天定命运”“美国领先”等等观念在其中一以贯之。很可惜我们有意无意对这些东西都疏忽了，以致我们还以为有些事情是“突如奇来”。我们惯常地以中国人的思维想象美国人的所作以及世界，这就难免南辕北辙，差谬千里。

    千万不可以情感代替学术，学术研究讲究客观，注重事实，事情是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去说、去想，怎么去考虑对策，把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喜好偏向过多带入到学术研究，乃至对所要研究问题的选取都按趣味而定，这往往就会以一叶而障森林，得不出能够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结论和成果，而这又将严重制约我们应付危机和困难的能力。我们不能因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符合世界的正义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就只管对这一理论单纯作无谓声讨而不研究它对美国政治的实际影响；我们不能因为美国人鼓噪“中国威胁论”毫无来由，就不理会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们将会因此如何考虑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多极化契合着我们的世界理想，就不仔细剖析一极与多极的较量到底谁是占据上风……学术就是学术，还是“如实道来”为好。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