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要谨防三个误区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际中，各地出现了不少新农村建设的好典型，但也暴露出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笔者认为，为使新农村建设能够持久地健康发展，应从认识上和行动上注意避免以下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在传统管理体制惯性作用下，出于对政绩的追求，急于求成，搞典型、搞模式、搞一刀切，使新农村建设陷入花架子的误区。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目标。但具体到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各地农村，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却是不一样的。如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已经完成农村城镇化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如何上升到更高层次新的平台的问题；西部大部分地区则需要从满足生存需要最基本建设进行。同样处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发展水平的农村，由于所处的地缘环境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不同的地缘环境，决定不同的发展次序和不同模式。
    面对如此多样化、差异性大的中国农村实际，在新农村建设中，最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标准。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自上而下占主导地位的政绩评价体系，却促进了将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简单化、模式化处理的工作倾向。如果走这样的路子，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就会陷入表面化、模式化、花架子的误区。在此，我们不是简单地反对制定标准，进行规划，而是坚决地反对那种闭门造车，想当然地设立的标准和进度，反对以统一标准来否定新农村建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二个误区：在小农经济思维的误导下，将建设新农村看成是脱离城乡协调发展的孤立活动，陷入自给自足的误区。
    中国农村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的发源地和保留地，这种小农经济思维与遗存在县乡政府机关的计划思维和管理方式相结合，构成了新农村建设最大观念障碍。在这种观念作用下，新农村建设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和偏差，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的惯性作用下，将新农村建设看成是农村脱离开城乡互动前提的自成体系的再造过程。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同时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鉴于中国将长期处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使仍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在收入、生活方式、自身素质等方面，能够基本跟上中国现代化步伐，能够基本公平地分享中国工业化文明进步的成果，以避免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城市与农村发展的断裂；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任务是，通过新农村建设，避免中国现代化过程出现城市与农村发展断裂的同时，为农村的转型创造条件。中国农村的转型就是要通过新农村建设，使束缚在小农经济下的农村，向现代经济一部分的新农村转变。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实际上是一条城市与农村双极互动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由此把现代化要素输送到农村，使农村成为准市民的培育和孵化基地。
    在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中，有几种倾向值得注意。如在建设新农村的名义下，通过行政命令和利益诱导，使农民将艰难形成的资金积累投入到统一规划的农村住宅建设上来，使农民初步完成的原始积累，再次成为农民自我复制、自我固化的“笼子”；在发展农村教育体系上，出于满足自成体系的需要，违背目前出现的农村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趋势，违背教育规模效应，出现村村搞学校、村村办不好的重复投资。
    第三个误区：把新农村建设简单看成是农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使新农村建设成为新一轮破坏中国农村原生态文化的运动。
    在新农村建设中，最有可能出现的另一个误区，是将已经流行于中国城市建设中的种种弊端以农村城市化为平台扩展到农村。以淹没中国民族文化、扼杀城市个性和独特内涵为代价的千篇一律的西式的城市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建设中付出的最大代价。
    如何使技术上的现代化与中国民族、本土文化恰当结合融为一体，是中国城镇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现代化城镇建设中，引入现代的技术文明与保留具有时代生命力、历史价值的民族文化并不矛盾，关键要在创新中使两者在相得益彰中实现新的结合和表现。中国农村作为中国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载体之一，决定了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也必须要解决好中国农村的本土文化与现代技术文明有机结合的问题。但在对农村城镇化简单的理解下，却有可能出现将城市的广场、街道、绿化、建筑风格等，不加选择地搬到农村，或是在计划经济陈旧思维的束缚下，强行推行统一标准和风格的农村建设规划，使新农村成为千人一面的新村。
    为避免新农村建设走不必要的弯路，全面、系统地落实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目标，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明确中国农村在中国走向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定位和功能预置。在中国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其目的不是要永久地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而是要使目前仍然滞留在农村的农民也能够分享中国现代化的成果，不至于形成中国城乡发展的断层。必须明确那种认为中国城镇化结果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因而没有必要将资源配置向农村倾斜，而是要快速推进城镇化，为农村消亡创造条件的“农村消亡论”，以及将新农村建设看成是在封闭、静态中，脱离城镇化的自我发展的建设过程的观点都是不合时宜的。
    二是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因地制宜、在充分调研、比较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分类、分阶段进行。要真正从解决农民关心的问题、从解决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入手，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决不能搞一刀切、花架子。
    三是新农村建设必须建立在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并且双向互动的基础上。在工业反哺农业中，不仅要注重物质层面的反哺，更要注重知识、科技和文化层面的反哺。要从“全营养”的角度，实现工业文明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和支持，通过城乡土地整合、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民工教育体制创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为农业产业融入现代工业和农民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四是在新农村建设中，要注重对中国农村的具有独特价值的民族化、本土化资源加以保护和发展。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要同时启动中国农村、乡土文化的保护的立法和研究工作，通过有关法律和制度来实现对中国农村文化的保护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