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深层解读新农村建设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围绕怎样让农民不当农民，让农民当好农民，如何解决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创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
    要特别关注贫困中的贫困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有其艰巨性和长期性，但目前一些干部群众对此认识还比较模糊，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急躁、冒进的现象。在具体实践中应该如何理性把握、稳步推进呢？
    李成贵：对于新农村建设，我们要充分认识其艰巨性和长期性，特别是要充分关注平均数掩盖着的大多数，即关注特殊群体，关注贫困中的贫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在整体水平上还相差甚远，建设新农村目前只能算是刚刚开始，面临着相当艰巨的任务。
    一方面，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难度非常大，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另一方面，假设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到45%，仍会有6亿多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要让如此之众的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殊非易事。我国农村在空间上从西到东，几乎等于时间上的从古到今，我预测西部一些农村经过20、30年的新农村建设，也许只能达到东部地区今日的水平。尤其是目前尚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对他们而言，新农村建设首先是要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而不是盖新房，建新村。
    如何解决好两大根本性问题
    你最近撰文说新农村建设必须着力解决两大根本性问题，一是让农民不当农民，二是让农民当好农民。我们想听听更详细的分析。
    李成贵：我一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实现的基本途径就是工业下乡，农民进城。建设新农村不是要“令民归心于农”而专事那微薄的地利，不是要把所有农民留在农村过田园生活，而是要让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定居，即让农民不当农民。
    另外，就是要让农民当好农民。我认为，目前我国农民务农收益面临着三个严重制约因素：一是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导致农民利益受损。二是市场风险对农民收入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比如，我们在某县调查时发现，这里的农民饲养了4万头奶牛，数年前的市场价格是每头1万元左右，现在降到了不足5000元，全县农民损失超过2亿元。诸如此类的事例说明，市场经济波峰浪谷的冲击，对广大农民的利益而言，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巨大威胁。三是国际竞争进一步侵蚀我国农民利益。
    解决这三大难题，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对务农者的支持政策体系。简要而言：
    一是扩大补贴范围。一要对水稻、小麦和玉米以外的种植业给予补贴，如棉花、油料、杂粮、豆类等，并对重点地区给予重点支持。二要对畜牧业给予补贴。我刚从西北调研回来，觉得国家应对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给予重点支持，有必要实施“西北畜牧业振兴计划”，作为开发大西北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先内容。国家在大幅度增加对粮食主产区投入和补贴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西北的畜牧良种繁育和人工饲草基地建设补贴。三要扩大生产资料补贴范围，以降低生产成本。
    二是完善补贴机制。作为我国农业补贴核心内容的粮食补贴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在粮食直接补贴的同时，引入反周期补贴。反周期补贴实际上是一种包含有价格保障机制的补贴，其目的是减少粮农的市场风险。即当市场价格高过由成本和利润构成的目标价格时，就不启动这一政策手段。而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则动用该项政策，而且价格下跌越多，补贴也越多，与农户的商品量挂钩，也与当期的价格挂钩。其实，要保护粮农的利益，重点是要解决粮食过剩时农民“卖粮难”和价格下跌的问题；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价格机制本身就为农民带来了利益。对粮农的补贴不能只有直补（固定补贴），政府还必须提供必要的保护，保证农民在价格下跌时的合理利益，同时解决农民的粮食变现问题。如果农民的粮食不能变现，而只得到一点直补，那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三是加大支农力度。今后较长时期内国家还将坚持实施“以工补农”战略调整，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继续扩大财政支农的规模，但与此同时，也要认真研究财政支农的优先顺序。农村基础设施是一种社会先行资本，但不可过于超前，以免形成投入的结构性失衡。比如，在西部一些农村，道路建设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但道路上一天也过不了几辆车，而当地农民仍然贫穷。这些地区的农民更关心的是能否得到国家的补贴，能否减少市场上的价格风险。对他们而言，如果打了水井，种了菜而卖不出去，那是更大的痛苦。所以，政府加大对这些地区农民的收入补贴，比单一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具现实意义，更能受到农民的欢迎。
    加快制度创新及配套改革
    解决好上述两个根本性问题，还需要哪些制度创新及配套改革？
    李成贵：我认为核心是搞好土地和资金这两大要素的制度变革。
    一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好的农村土地制度应该有两个核心功能，一可提高农业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二可保障农民获得合理的土地增值利益。因此好的土地制度，不能不动，也不能乱动。不动，就会把农业中最稀缺的要素排斥在市场之外，就无法从根本上走出小农经营的局限，无法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农业增长的内卷化，农民就无法当好农民；乱动，就会造成农民土地增值利益的流失，导致农民无序失地，甚至“啸聚倡乱”，农民就当不好非农民。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土地制度还不够完善。在新农村建设中，将会越来越多涉及到土地制度，无法绕开。我认为，改革的方向是在国家的有效管理下、在先进行试点改革的基础上，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集体林权改革的成功实践是很好参照。2003年，福建省就开始推进“给予林农真正意义上的物权”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具体而言，其核心是确权到户，林权证发到个人手中，可以用来抵押贷款，仅三明市农民通过林权证就贷款25亿元。目前福建的试点改革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做法已经开始向全国推开。这对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极具启发意义，应以此为契机把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引向深入。
    二是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目前农村金融面临着一对严重的矛盾，一方面是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另一方面是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困难。据我了解，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仍是时下农村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不到位问题依然相当突出。
    我认为农村金融改革核心是要增加农民对贷款的可获得性。其重点首先是信用社在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和增加对农民的服务方面，要取得明显进展。其次，调整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定位，扩大资金来源，拓宽其业务范围，让农发行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银行”。第三，推进农村小额信贷的开展、加快探索创立自主性批发式小额信贷基金。第四，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对农民投保给予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