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意义重大

      不管是国家主动调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还是由此带动的相关农副产品价格上涨，都是合理的价值回归。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的适度上涨，不仅可以最直接的方式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达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目标；而且充分体现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让农民通过扩大种养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来获得更多收益。终极的作用，则在于实现巩固供给基础上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的长期相对稳定 

　　去年夏收之后，国家审时度势，果敢出台了高于当时市价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政策甫出台，即大大刺激了粮农的售粮积极性，客观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与此同时，由于粮价仍是农副产品的比价核心，正常的连锁反应使部分农产品和粮食加工品价格上扬。由此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粮价问题历来十分敏感。以中国的国情论，粮食产量和价格一直是中央政府粮食政策权衡的两个基点。但笔者认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在现阶段意义十分重大。 

　　以最直接的方式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达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粮食消费需求也不断增加。期间粮食价格虽总体呈波动上涨之势，但相比之下，以粮食为中心的农副产品价格偏低，是不争的事实。近10年来，广东市场粮食类价格指数除个别年份外，基本处于跌势。农民增收困难，也与此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是国家主动调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还是由此带动的相关农副产品价格上涨，都是合理的价值回归。所以，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的适度上涨，不仅可以最直接的方式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达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目标；而且充分体现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让农民通过扩大种养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来获得更多收益。终极的作用，则在于实现巩固供给基础上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的长期相对稳定。这也是稳定社会大局的战略举措: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由粮价带动新一轮市场总体价格上涨缺乏充分的市场条件 

　　粮食及部分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是否增加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或带动新一轮的价格指数上升？笔者以为不必过虑。以广东为例，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2006年已降至36.2％。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4％，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8％和食品类价格指数上升2.4％的情况下，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仅增加5.6％。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工业产品的市场供求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总体上的买方市场，价格呈平缓滑落态势；而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则进一步加大了工业品价格回落的压力。全省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2005年只为1996年的93.5％，同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从1996年的444.3(以1978年为100)下降到424.4。显然，由粮价带动新一轮市场总体价格上涨缺乏充分的市场条件。所以，理想的状况不是粮食价格长期低位徘徊，而是在充分体现生产成本、有利稳定生产和保障供给价位上的相对稳定。 

　　要保证粮价上升真正让粮农受益，保护好种粮的积极性 

　　当然，广东作为粮食的消费大省，粮价波动总是一个敏感的命题。应对之策，是承认合理上涨，做好宏观调控。一是要借助国家调整收购价的契机，保证粮价上升的好处能真正落到粮农身上，保护好种粮的积极性，稳定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减轻调粮压力。二是要加强省际和境外的粮食产销合作，在保障原有与产粮区签署的购粮合同认真履行的基础上，争取扩大合作面，增加稳定的供应渠道。与此同时，与产粮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三是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健全粮食行政管理体制，落实地方粮食储备任务，妥善解决粮食政策性财务挂账等历史遗留问题。健全和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创新流通经营发展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做实做强粮食企业，保证供销渠道畅顺，稳定市场供给；四是要加强粮食的储备工作，用好调节基金，充分发挥地方粮食储备在调节粮食供求平衡、稳定市场价格、确保安全供给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五是要积极探索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新机制。六是要认真研究和探索“储粮于田”、“储粮于企”、“储粮于民”、“储粮于政府”、“储粮于科技”的可行模式和机制，构建粮食安全的新型保障体系。 

　　（李惠武　作者系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