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惠农政策还有多少“卡”在途中？

    继免征农业税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宣布，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多项惠农政策。 
   “近年来，中央每年都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这些钱要真正用到农民身上，并不是那么容易。”全国人大代表毛丰美在审议时的发言，道出了许多代表委员共同的关注点：中央的惠农政策，还有多少“卡”在途中？ 
    有多少政策半途“缩水” 
    全国人大代表李焕然去年考察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到位情况时发现，一所学校1404名学生，按当时的拨付标准有10万元经费，实际到位的却只有6万元。另一所学校1100名学生，应到的6万多元只有1.5万元到位。县有关部门给学校的说法是，学校没有达到规定的升学、教学任务，这笔办公经费被扣除。 
   “办学经费中途被截走后，学校只能再向学生乱收费。”李焕然说。 
    李焕然代表所谈的并非只是个例。全国政协委员王沛清说，在湖南洞庭湖一些地方，农业税免征之后，合理或不合理的收费以各种面目出现，花样翻新，形式隐蔽，让农民疲于应付。在个别村镇，农民负担比免征农业税之前还要高。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是本届政府的惠农政策之一，已投入了80亿元，覆盖中西部地区80％以上的农村中小学，1亿多中小学生得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匡妹仔说：“有的地方设备运来了，但没电没钱用不起。电力部门对学校仍按工业用电计算，许多学校交不起电费，好端端的设备只能当摆设放在那。” 
   “缩水”手段翻新 
    隐藏惠农政策。全国政协委员王沛清说：“许多农村信息还比较闭塞，乡镇干部对党的惠民政策宣传不够，使农民对中央的惠农政策、支农举措知之甚少。在部分地方，农民只知道种田不用交税了，但不知道中央还有种粮补贴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为一些乡镇干部‘搭车收费’、截留支农资金提供了便利。” 
    变税为费。李焕然代表说，农业税取消后，一些地方加重农民负担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在收费内容上，由农业税费转向行政性的专项收费；在收费的方式上，由乡村组织集中收取转向由各收费机关、单位分散收取；在收费的对象上，由面向全体农户转向对要求办事或提供服务的部分特定农户。 
    拆东补西“巧”挪用。毛丰美代表说，中央的许多惠农政策要地方财政配套，地方资金到位后中央资金才能到账。一些地方拿不出钱来，就挪用其他资金或贷款，造成地方资金到位的假象。等中央的钱来了，也很难用到该用的地方。 
    以“集中使用”为名扣留支农资金。杨绍军代表说，一些干部热衷于“集中”中央给农民的支农资金。他们的借口是：这些钱分到一家一户太少了，也解决不了大问题，不如集中起来办些大事。听起来挺好，但这些钱集中在干部手上，又没有透明的财务和严格的监管，就很容易滋生贪污腐败。 
    多管齐下让农民得到实惠 
    加快乡镇机构改革。杨绍军说，要加快税费改革后的农村综合改革，尽快裁减乡镇冗员，使基层政权组织轻装上阵，是降低农民负担反弹发生几率的关键。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王沛清委员认为，尽快修订完善农民负担监管的有关法律法规，使防止农民负担反弹有法可依，同时，做好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加强对现行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和公示内容的审核、监督。 
    强化审查监管。来自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许戈良说，目前中央对城市社会保障类资金的审查比较普遍，但农村尚未提上日程。不少支农资金处于少监管甚至无监管的状态，存有隐患。必须加大审查力度，才能保证中央的惠农政策不“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