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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节后民工还“荒”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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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7-04-30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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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珠三角用工环境变化明显：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大幅提高，漠视甚至歧视外来工的现象正得到改变
珠三角与长三角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的微妙变化，实际上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招工难，今春已缓和
吴焰：去年此时，许多地方大呼“招工难”，尤其是珠三角一带，甚至发出“节后民工荒”之惊呼，影响很大。今年情况如何？
邓圩：有很大改观。广东农民工返回高潮在元宵节前到来，初十是抵达广州火车站的农民工最多的一天，比去年同期多出5000人。元宵节前有两天连续比去年同期每天增加3万人。当地劳动部门称，“八成以上外来工已返回”。
用工企业情况也在好转。番禺一家皮具厂曾为招不到工而发愁，厂长今春很轻松：700多名工人，只有不到10人未归，这点“空缺”早被老员工带来的同乡补齐了。
吴焰：变化为什么这么快？
邓圩：最直接的因素，是工资的上涨与福利待遇的提高。像那家皮具厂，普工月工资1000元左右，技工工资近2000元，不愁招不到工。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去年底的抽样调查发现，全省外来工月工资平均达890元。
吴焰：890元？去年你介绍过几个数字：12年中，珠三角地区外来工工资平均只提高68元。全国23个城市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高过平均数8.5％，而广东的东莞却低了16.8％。
邓圩：是啊！根据这次调查，广东外来工平均工资2005年比过去增加150―200元，提高了20％以上。
广州劳动部门的最新调查还显示，虽然2006年刚开始，但用工单位给外来务工人员开出的薪酬基本在每月950元至1100元之间，较2005年开春高出3成多。
广东不少企业老板认识到：“苛待工人，留不住人。”一年来，在务工者的工作环境、住宿和伙食、娱乐设施和休息时间等方面，确实改进不少。我在东莞厚街一家手袋厂看到，老板阿富利用春节假期，把厂里几十人一间的大宿舍改造成8人套间，每间宿舍带有洗手间和冲凉房。
吴焰：变化很大。那么，广东今春用工不会紧张了？
邓圩：好多了。但还不能说供需平衡，全无用工之虞。根据广东省最新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近期内，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依然供不应求，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女工和技能人才紧缺，尤其是技能人才缺口达22.83万，劳动密集型企业仍在大量吸收普通工人。
长三角怎样？有报道说，节前浙江义乌、长兴的一些老板，为了解决员工返城难，有的集体租车，有的还包机，有这事吗？
吴焰：确有其事。这同样是为挽留员工打出的一张“感情牌”。在用工资源上，长三角遭遇的矛盾不如珠三角尖锐，甚至略有竞争优势。但企业很明白：整体有竞争力不等于自己有竞争力；今年不愁工不等于永远不缺工，稍一疏忽，“招工难”就有可能重演。我今年看到，常有用工单位招工时白纸黑字承诺：“绝不拖欠工资”。
邓圩：应该挺有效的吧？
吴焰：不知道是否与媒体宣传有关。节后，长三角民工潮来得既早又猛。据统计，年初三开始，每天有近10万人到浙江劳动力市场求职。初七，杭州外来劳动力服务市场节后首次开市，当日350余家单位进场招聘5000余个岗位，招聘比较顺利。翌日，南京所有公共职介机构已开门纳客。从用工市场看，体现了4个字：平稳有序。
邓圩：有报道说，长三角同样存在用工紧缺啊？
吴焰：的确有，不过我觉得，人们对“民工荒”有了新视角，多了几分平常心。劳动力出现流动转移，并非“消失”，不足虑。市场有一双“无形的手”，劳务市场则是一双“无形的脚”，用“脚”选择务工地，既体现了自主选择的多样性，也对用工环境进行反推动。其实，保持一定的用工紧缺，对稳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应视作“常态”。各地对所谓“民工荒”已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不像以往那样“心慌慌”了。
邓圩：劳资关系的这些微妙变化，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与产业结构升级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需求多元化有关，也与新农村建设和一系列利农政策出台导致劳动力流向变化有关。
技工缺，仍是头痛事
吴焰：当前，农村拥有4亿多剩余劳动力，其中进入城市务工的有1.85亿人左右，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全部劳动力。单纯从劳动力供需情况看，只会大大过剩。如果尚在农村的那3亿劳动力继续进城的话，过剩程度将进一步加大。指望大幅度提高工资最低保障线，或许不太现实。
邓圩：准确地说，珠三角“荒”的不是农民工，而是技工。广东劳动部门一位负责人坦言，不担心“民工荒”，只要提高工资和综合福利水平，普通工人并不难招。真正担心的是技工短缺，技能人才不是提高待遇就能解决的。目前，广东劳动力市场技能人才缺口22.83万人，技能等级越高，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越大，随着技能等级从职业资格5级上升到1级，求人倍率也从1.87逐步上升到3.20，供不应求；而没有技术等级的求职者明显供过于求，求人倍率仅为0.78。
吴焰：难招工的企业大体为两类，一类，是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紧缺；一类，是那些以对廉价劳动力无度盘剥为赢利模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面对开始拥有维权意识、拥有选择能力和选择空间的务工者，招工自然不像过去那么轻而易举。政府需要关注的，是前一类；至于后一类，说得不客气一点，正需要通过“市场的脚”将之自然淘汰。
邓圩：珠三角与长三角一样，正面临产业升级的关键。广东用工需求大于求职缺口的前十个职业中，机械工程技术人员以1.89万的缺口首次进入排行榜，位列第四，制造业用人需求达79.92万，占需求总量的50.7％。
吴焰：不是工人不想应聘那些“10万年薪”的工种，而是“没有金钢钻，难揽瓷器活”。所以，“10万元难招一技工，一个保安10人争”的现象才屡屡上演。
按照一般理解，加大培训力度、提供培训机会，不就可以提升产业工人素质吗？而另一方面，寻工者若先掌握一定技能，磨刀不误砍柴工，岂不是能找到更好待遇的岗位？但采访中，我发现这个想法比较幼稚。一些打着“免费培训”的招生学校，并不受欢迎。许多农民工兄弟，对这种培训也不感冒。
邓圩：为什么？
吴焰：号称“免费培训”的学校，食宿费不会免，未挣钱先预支，很多人难以接受。何况，招工有季节性，错过了用工高峰期再找岗位就难了。有些人告诉我，大多数学校里教的“技术”并不实用，与具体用工岗位难匹配。若能进入大企业，哪怕是从最简单的体力工种干起，就有机会边干边学，就业机率更高。
邓圩：这提醒我们关注：作为目前中国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如何转变劳动就业服务观念，适应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要求？政府如何统筹城乡就业、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平等就业体系？培训机构能不能结合用工需求，对外来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缩小这个缺口，也缩短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的过程？
吴焰：这事关“谁来制造长三角、珠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大问题。浙江已经有计划到2010年完成对1000万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其中，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400万人，务工农民岗位技能培训500万人。但我认为，计划的关键在于能否针对农民工的特点，使他们有更方便的途径学习技能，并学到更实用的技能。
邓圩：今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我也注意到，统筹城乡就业已经被各地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也成为各级政府的要务。从中央到地方，各项办法正从体制环境上促使农民工转变为产业工人，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希望“技工荒”能在“十一五”有较大改变。
农民工，地位在改变
吴焰：你刚才把“民工荒”更正为“技工荒”，我这儿也有一“更正”：从成因看，“民工荒”背后实质是“权利荒”的反映——谁对农民工的正当、合理权利漠视，谁就可能招不到工。特别是农民工对自身权利的追求与维护，更甚以往。
邓圩：新一代外来工多出生在80年代后，不少人家中负担不重，兄弟姊妹不多，文化程度多在初中以上，对工作环境和自我发展有新要求。在过去两年的“民工荒”中，新一代外来工成为辞工最频繁的人。他们更多的是把打工看成开眼界、找机会的手段。
吴焰：而且维权意识更强，渴望通过务工成为城市新移民的愿望也最高。节后的长三角几场招工会上，已经显现出这种鲜明特点：用法律维权的人多了；在乎待遇的多了，很多年轻的农民工向低薪酬说“不”；主动炒老板鱿鱼的多了。
一年前，我俩曾谈到，民工荒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对劳动力资源的“明争暗抢”，不仅直接推动用工环境的改善、务工人员权益的保护，而且会改善企业、社会乃至政府对农民工的态度与管理。看来，这种变化比预想的还快。
邓圩：可以说，正是2003年前后发生的“民工荒”，推动了珠三角用工环境的改变，还修订了一些理念。比如，新一代打工者需要的不仅是经济收入，还需要人文关怀。
“福利”，这个过去只用于描述企事业单位员工待遇的词语，开始频频出现在珠三角企业和劳动部门。外来工权益维护的大环境开始建立，广东出台了《广东工资支付条例》，以法规形式对企业按时足月支付工资作出规定，处罚力度也加大。
在广州，过去外来工因未参加社保而不能参加医保。现在，推出外来工由单位统一参保的住院保险，每月交108元，就可以享受住院保险和大病保险。当然，对外来工来说，如此高昂的保险支出，恐怕还是象征意义更大。
吴焰：那这方面，长三角可能还领先一步。一些地方政府早已尝试为农民工建立最低工资、医疗和养老保险、子女就学等制度保障，如上海已有200万农民工参加“外来人员综合保险”，江苏分批推行农民工参加“五险”，无锡市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值得一提的是：春节留在上海坚守岗位的部分农民工收到了市、区两级工会组织发放的慰问金和年货。新华社报道称，“送温暖”工程实施十余年来，地方政府首次将农民工纳入其中。
邓圩：上述做法或许还带有“政府特色”。而在社会层面，以往对外来工的漠视、甚至歧视得到更广泛的反思，这更让人欣慰。广州市郊棠下村，有大量外来工居住在村民出租屋。这个村的小公园门口，不知何时挂了块“非本村人不得入内”的牌，近日引起市民和当地媒体强烈不满，认为是对外来工的歧视。当地民政部门立即表态：“这种做法不符合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原则。”
在广州市南华工业园、长碰工业园等工业区，橱窗里照例贴满招工启事。有意思的是，今年的招工广告特有人情味，承诺惊人地一致：“每月发工资时间准时、年终不压工资，公司自备饭堂、宿舍、夫妻房间”。
吴焰：这些细节的变化并非偶然，也不完全归因于“民工荒”，而是政策变化的直接反映。可能你也注意到，新春前夕，温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称“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中央政府迄今对农民工社会地位和作用的最高评价。中央政府专门就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单独出台《意见》，也史无前例，为解决农民工长期以来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背离提供了政策依据，也推动各地进一步明确他们的身份地位，保障落实相应权益。
邓圩：对。“农民工”，这个在城乡二元格局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特殊词汇，包含着技术能力不足、同工不同酬、就业受限制、子女入学难、没有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涵义。将这个词汇转变成“产业工人”，改变这种城乡二元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对农民工大量实施技能培训，是解决农民工工资低位徘徊、身份转换难以实现的重要举措。（邓圩、吴焰）
来源：华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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