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广受关注的“民工荒”预告了对劳动力资源不计后果地掠夺式利用走向终结，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是必须之举

　　年关将至，从四川省来北京当建筑工的彝族小伙子啥玛叶前归心似箭。活已干完，他还未拿到应得的1万元工钱。老板一拖再拖，不过答应在年底前一定如数付清。

　　对于啥玛叶前来说，这个承诺已经比三年前的境况好了许多。2001年年关之际，因为老板断然拒绝支付两年来的2万元工资，啥玛叶前曾经在凛冽的寒风中爬上位于三环路某工地几十米高的塔吊，誓死讨薪。老板见状承诺马上付薪，没想到当他从塔吊上爬下来，迎接他的是一顿毒打。

　　“这工实在是没有办法打了。”啥玛叶前告诉记者。在他的工棚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大通铺上并排睡着十几个弟兄。老板说：“人多挤在一起不冷！”

　　而此时，北京地铁建设某工段段长陈连光非常着急。“工人们纷纷要走，新人又招不上来。”他所管辖的400人工段，至今还缺50人。

　　在2004年开春从沿海蔓延至内地的“民工荒”中，建筑行业比起加工制造业来说劳动力储备还是相对充裕的。不过，从啥玛叶前和陈连光的经历中足以预见，加工制造业仅是“民工荒”的起点，如民工境遇仍不能得到改善，“民工荒”将随着产业链条继续延展开去。

“民工潮”变成“民工荒”

　　在中国现代社会学辞典上，“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佣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按这个定义，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在2亿人以上；但通常所说的农民工，是指他们中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那部分，2003年这个数字大约在9900万人左右。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春节过后，都会有大批农民从内地到沿海大城市打工，形成了大规模潮汐式的跨地区转移，被称作“民工潮”。壮观的“民工潮”记录下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向城市流动的轨迹与历程。

　　然而，十几年之后，不知不觉间，“民工潮”消失了；2004年春节之后，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进入下半年，一些一贯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内陆省份也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

　　2004年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社保部”）派出课题组，兵分两路，分赴广东及福建、浙江进行“民工荒”调查，同时委托安徽、四川、江西、湖南等几个劳动输出大省对本省劳务输出情况做出调查。

　　在2004年9月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中，社保部认为，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尤为严重。广东现有的1900多万民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但该地区正是缺工最为严重的地区。

　　据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调查和一些专家估计，目前广东有近200万劳动力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缺口约40万；东莞最近对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调查，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

谁最缺工？

　　社保部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月工资700元以下的企业招工困难。

　　社保部一位参与调查的官员对《财经》解释说，用工短缺并不是2004年才出现的，早在两三年就已出现，只是2004年被媒体炒热，才显得尤为突出。

　　从这次调查中可见，缺工最为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最为严重。

　　这些企业和行业大都受到国外定货商的制约，利润空间较小，单件工价较低。工人每天劳动时间至少10至12小时，月工资仅有600至700元。这类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大多比较苛刻，为防止员工跳槽，一般都采取扣押身份证或抵押一两个月工资的做法。

　　从被调查的企业情况看，民工短缺现象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性的障碍。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平均工资在7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700元－1000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用工基本可保证；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没有问题。

　　“民工荒是对中国劳工工资市场价格扭曲的一种惩罚！”针对“民工荒”问题，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龙永图在2004年11月的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上一针见血地指出。

　　据世界制造业协会2003年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相当于墨西哥、马来西亚的1/4，是美国、日本的1/40。《财经》采访了部分在东南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了解到他们月薪的心理底线是600元，工作时间是每天10小时，然而这种心理底线时常被突破。

　　按《劳动法》规定，职工每周工作40小时，每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职工平日、休息日、假日加班要按规定支付1.5倍、2倍、3倍的工资。但现实中有些企业每月加班达130小时以上，甚至不支付加班费，很多工人根本没有节假日可言。

　　来自深圳一家玩具制造厂、年仅17岁的女工王莉告诉《财经》，她们的车间有几百人在一起工作，没有空调、排气扇，夏天闷热难耐，常有工友突然晕倒。数十人用一个洗手间和一个洗澡间，生活用水也是限量供应。一个月的收入，除掉吃住等必需的生活开支，纯收入只有100－200元。“我们老板一共有三个厂，其中一个厂条件都不错，那是用来应付上级检查的。”她告诉记者。

　　如此低的工资、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企业仍以各种理由拖欠工薪。去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十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

　　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导致员工的高流失率。记者调查发现，东莞的普通工人平均年流失率约为10%，而毛织和玩具行业的流失率更高达20%－30%。

　　“谁最缺工？是黑心老板最缺工！”一位在广东东莞的打工妹如是告诉记者。

“女工荒”和“技工荒”

　　社保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显示：企业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主要是18至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这部分年龄段的民工精力充沛，无生活负担，能够胜任长时间加班，而女工又以好管理、心灵手巧等特点最为适合加工制造业。

　　广东今年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也表明，在企业发出的用工需求信息中，有78%明确要求招收18至25岁的年轻女工。福建晋江最近对100家纺织服装类企业的调查发现，有80%的企业明确表示只招年轻女工，这与当地劳动力市场上求职女工只占35%的比例形成了明显反差。浙江温州农民工市场发布的企业招工信息，大多注明对18至25岁年轻女工优先招用。

　　从供给方面观察，情形不能让人乐观。在“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美誉背后，是18至25岁的青年劳动力总量低速增长的现实。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计划生育的作用初步显现。18至2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出生于1981年至1986年之间，大多是独生子女，那时正是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段。也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劳动力丰富，很大程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急速增长的后果，这并不能顺理成章地推延到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

　　“我认为‘民工荒’不仅是中国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反应，而是中国高效劳动力绝对短缺的真实体现。”长期关注、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

　　不仅如此，目前这批农民工与上一代相比，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吃苦精神有所下降，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赚钱糊口’，还要求能够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

　　“这一年龄段人本身就少，就像吃甘蔗似的，以前吃惯了甜甘蔗，现在甜的没有了。”社保部参与调查的官员对《财经》比喻道：“况且你还不好好对待这段‘甘蔗’，你说能不荒吗？”

　　除了“女工荒”，“技工荒”也是 “民工荒”中被重点关注的另一个现象。据社保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的问卷调查，以及2004年二季度113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统计数据，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4%，而企业需求的比例是14%以上。

　　目前全国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的局面普遍存在，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企业对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和初级工的需求人数与求职应聘人数之比分别是2.4∶1、2.1∶1、1.8∶1、1.5∶ 1和1.5∶1，在制造业发达的江苏省无锡市，2004年二季度企业登记需要275名高级技师和技师，但没有一个人应聘；高级工的需求与应聘人数之比已达到4.8∶1。

　　“技工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现行重学历教育、轻技能培训的教育体制。”社保部《关于技术工人短缺的调查报告》指出，由于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技术工人和高技能人才需求量大大增加，但对技术工人的培养却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目前以培养后备高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的高级技工学校只有200多所，而且由于经费不足，规模有限，设备设施老化，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出大批高技能人才。

　　报告认为，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不够，只使用、不培养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工人的短缺。社保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名义上开展了培训，但实际上用于职工培训方面的花费并不高，2003年企业用于就业人员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仅为195元，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4%，未达到国家规定1.5%的最低比例。

　　与此同时，一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后，对职工重使用轻培训，甚至只使用不培训。急功近利的做法导致两种相反景象：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和高薪也难聘请到高级技工现象并存。最近一年，深圳市连续几次向社会公布的“劳动力市场指导价”，高级钳工的平均月薪多次超过了硕士研究生的平均水平。深圳还明确提出“让高级技工比博士工资更高”的口号。

“40岁现象”

　　在研究“民工荒”现象的同时，一些学者们还概括出一种“40岁现象”。

　　所谓“40岁现象”，是指企业出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压低用于农民工的各种支出，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提高的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低水平的劳动，大量年轻的农民工在被透支体力和脑力之后，在40岁左右又被无情地推回农村。

　　有学者疾呼，“40岁现象”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这种掠夺不仅是对农民工个体的透支，也是对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透支，其欠账要在未来由整个社会承担。“‘用之而不养之’，农村怎能成为城市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认为中国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更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

　　社保部在2004年上半年对26个城市2000多家企业所做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59.8%。外地员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重按地域分布依次为：珠江三角洲地区74%，闽东南地区71%，长江三角洲地区59%，环渤海地区49%，中西部地区43%。这项调查表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层最主要的力量。

　　在深圳，这个现象尤为突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告诉《财经》，深圳从31万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今天1000多万人的大都市，其中外来人口800多万；这800万外来人口中，外来农业人口达到485万。在深圳几大企业中，宝成集团25万人，95%是农民工，富士康集团7万工人中有80%是农民工，比亚迪公司3万多人有65%是农民工。

　　另一方面，深圳的年财政收入由1979年的1721万元跃升到2003年的1024亿元，其中675亿元上交中央财政，深圳自己留下的349亿元，却很少有资金用于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刘开明说：“他们为这个城市创造了那么多财富，为什么不能得到一点回报？如果政府肯从349亿元中拿出49亿元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否则由于恶劣的公共服务系统，大批农民工无法在深圳生活下来，‘民工荒’只会继续！”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郭虹也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只注重了一个外观的、硬件的城市化，而忽略了人的城市化。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和文化中城市对农村的歧视，造成了中国的国民分裂，一部分人能够享受到公民待遇，而另一部分人则不能。“这部分无法享受国民待遇的人最后选择了‘用脚投票’，这就是‘民工荒’的体制之因。”他说。

　　在另一方面，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也在不同程度地发展，农村劳动力外出的选择余地加大，流向分散。很多过去珠三角、长三角的务工者转向江西、安徽等内陆中西部省份。比如深圳一家内衣厂在江西建立了一个新厂，计划招收6000名员工，尽管工资水平略低于广东，但民工在合计了收入与支出后大多选择在当地打工。

　　2004年这场被广泛关注的“民工荒”，是劳资博弈的结果。劳方开始获得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市场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它预告了对劳动力资源不计后果的掠夺式利用走向终结，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已是必须之举——这就是2004年“民工荒”无言的警示。（赵小剑、姚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