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类似呼吁高温立法的声音此起彼伏。不时发生的高温猝死案件和权利关怀缺失现象，以及每年因高温所致的高达数百亿元的巨额损失，都让高温天气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危机，政府治理断然不能缺席。在现有法律规定过时、行政化手段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核心价值的高温立法就显得尤为迫切。

    但是，作为一项长期的公共治理工作，高温立法并不能一蹴而就。如果不能寻求更加开放化的思维，而只是将目光局限在一部法律或法规的出台上，那么这种“单兵突进”下的立法不仅难以承担起整个高温社会治理的重担，而且还可能陷入“有法难依”的治理困境。欲实现高温下的劳动者权利归位，降低特殊天气带来的社会损耗，政府就必须以一种开放化的思维谋划高温立法。

    首先在观念上，应树立全民保护原则。长期以来，我们将对高温条件下的特殊劳动者发放补贴等视为一种优惠或恩赐，是政府或企业给予那些特殊群体的额外关怀，而未意识到高温下的劳动保障原本就是劳动者的应有权利。无论是从权利的法定性还是平等性上看，作为公共治理的高温立法，都应当正视劳动者所应得的权利，重塑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将高温下所有公民的权利保障作为立法归依，以提升高温公共治理的层次。

    其次在内容上，应着重突出法律的刚性、可操作性和科 学性。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劳动法》存在一些“软”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有力的责任追究条款。以此为鉴，高温立法首先要防止“无盾立法”，以健全的责任后果设定为今后的从严执法打下根基。所谓的可操作性，是指高温立法应突破习惯性的“宏大叙事”，为执法者提供明确的实体和程序性操作章程。以高温津贴为例，该发给谁、怎么发、标准如何等，要有一个具体的规范，而且要有明确的发放机构、明确的责任追究主体、明确的惩罚标准和明确的救济手段。

    再次在路径上，应突出因地制宜、总结经验、吸纳民意。由于我国国情复杂，针对不同的行业也很难出台相同的标准，而且高温立法还涉及到工伤保险、劳动安全、医疗卫生、气象预报等诸多环节，全国性的统一立法难度大、效果弱，更有效的立法路径应寻求各地因地制宜地出台地方性法规。例如，深圳市2005年就出台了《深圳市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暂行办法》，重庆市也在2007年5月出台了《重庆市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对这些已经实施多年的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吸收借鉴，以增强地方立法的适应性、创造性和针对性。

    最后在执行上，还应当建立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明显势力不对等的背景下，缺乏政府监督的高温立法也极可能在实践中变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劳动部门的执法监督责任，同时为劳动者维权提供便捷的救济渠道，以便真正让现代公民在高温下的种种权利“落地生根”。

（责任编辑 创争网 高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