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上）

  □  蒋 寅

一．转换：困境与出路

正如大家都切身感受到的，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尽管文学原理、文学概论或研究专著一种一种地接踵问世，层出不穷，但叩其价值，且不说独创性，就是知识水准和理论完成度又怎么样呢？由于没有解决哲学基础的问题，又脱离中国当下文学经验，一味稗贩西方现代文论，而缺乏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和言说立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更不具有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解释能力。虽然也有不少理论家对他们的理论建设自我感觉良好，但浮华的概念外衣终究裹不住空洞、萎弱、贫血的理论身躯。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1]我曾经不太赞同“失语症”的提法，认为它发自文化上的自卑和理论创造上的浮躁，是个虚假命题，但现在我的看法有所改变：这种说法的流行本身就说明了文学理论的学术困境。

“失语”的困境让文学理论界想起了古代文论，文学理论和比较诗学学者们忽然都对古代文论感起兴趣来，而且很快一批论著就从他们笔下产生。学者们急切想从古代文论的遗产中发掘理论资源，希望以某种带有本土化和民族化色彩的文论素材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于是“转换”的口号顺理成章地被提了出来。在古代文论的基础上转换、生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似乎成了学术界一致瞩目的充满光明前景的康庄大道。而古代文论界也像一个僻远乡村突然因古迹成为旅游胜地，全村都兴奋起来一样，热烈欢呼“转换”的口号，希望藉此激活走向僵化和停滞的古代文论研究。^[2]

“转换”，果真能将我们带出文学理论的困境吗？

光明的初曙尚未看到，一种令人担忧的氛围已弥漫开来。急功近利的学术态度并不能带来富有成果的扎实研究，只会助长信口雌黄的轻浮学风。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由于不重视古代文学理论的遗产，不立足于中国文学经验，对中国文学理论一直存在许多偏见。即以古代文论的核心——诗学而言，最习见的偏见，一是说中国诗学“缺少全面的、系统的诗学专著，诗人和诗评家关于诗的发展史及诗的创作与鉴赏等方面的见解与阐述，多属个人经验式和感悟式的，尚未自觉地进行理论建构和实现整体把握”^[3]；一是说中国诗学“缺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的意义上的理论命题，更不能严格地论证自己的结论，它更喜欢以比喻性的策略展示独特的内在感悟。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诗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论，它展示出来的是东方式智慧而不是西方式的智力”^[4]。这在文学理论界颇有代表性的结论，显然是由西方中心的视点作出的判断，同时也是缺乏中国诗学知识的偏见。由于对古代诗学文献的无知，80年代刊行的一些论著曾出现不少狂妄无知的大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一些信口雌黄的人轻易地一笔抹煞，许多轻率的结论直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而另一方面，近20年间若干新撰文学批评通史或专史的陆续刊行，又让学界产生一个幻觉，以为批评史研究已臻饱和，理论阐释则相对落后了。“转换”论的兴起，恰好呼应了这种判断，仿佛是一股春风吹来，使古代文论界精神为之一振，于是众口一词，欢呼“转换”。然而在我看来，所谓转换，与“失语”说一样，也属于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率尔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

何以这么说呢？根据现有的文学史知识，每个时代的各种文学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文学经验上产生的，是对既有文学经验的解释和抽象概括（鼓吹和呼唤新文学的文本，都是宣言而不是理论）。当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经验产生，现有文学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它的变革时期就到来了。概念、术语、命题的发生、演化、淘汰过程都是顺应着文学创作的。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关“转换”的讨论难以深入了。一种文学经验消亡，它所支持的文学理论便也随之枯萎；一种文学经验旺盛，它所支持的文学理论也相应活跃，或被新的理论所吸收。职是之故，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及其中包含的理论内容，活着的自然活着，像“意象”、“传神”、“气势”等，不存在转换的问题；而死了的就死了，诸如“比兴”、“温柔敦厚”之类，转换也转换不了。“兴”到唐代就死了，因为唐人已不用“兴”的方式写诗，偶尔为之不过是模仿古诗。所以从唐初开始，“比兴”就吸纳了《诗经》的美刺精神，被解释或者说“转换”为一种直面现实政治的写作态度，到宋代“兴”就成了讽刺的别名。以致葛立方不无惋惜地说：“自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观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5]兴义既转换，后人常懒得用它，直接就用“美刺”。清初叶矫然也惋惜地说：“近人作诗，率多赋体，比者亦少，至兴体则绝不一见。不知兴体之妙，在于触物成声，冲喉成韵，如花未发而香先动，月欲上而影初来，不可以意义求者，国风、古乐府多有之。徐文长谓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无不皆然，默会自有妙处，知言哉！”^[6]“兴”也许至今还活在陕北“信天游”里，但毕竟远离当代诗歌写作，如何将它转换为当代文学理论呢？如果转换为象征理论，那何不直接讲象征，而要用那本身带有的语境含义就复杂得难以解释的古老概念呢？

说实话，我一见到今人用“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三教合流”、“情景交融”之类的词就头疼。它们附着的语境意义过于复杂，那本身就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艰难课题。多少具体而有独特内涵的问题，就被随意使用这些大而无当的命题而牺牲了它们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些更具体、更切合实际的词，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一些规定性明晰、大家都容易理解、沟通，因而使交流变得更准确而有效的概念呢？我实在很难理解所谓“转换”的实质意义究竟何在。古代文学理论是古代文学的理论，21世纪的文学理论是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没有一种文学理论能概括从古到今的文学，一个民族文学的古今差异远甚于同一时代文学的民族差异，文学理论体系总是反映一种共时性的认知结果。如果一种文学理论抱有涵盖古今文学的野心，那就必然会像抽象地谈论艺术本质一样落入荒谬的逻辑困境。每个时代每种主义的艺术理念都不一样，你取哪种艺术为代表呢？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还是杜桑添上的胡子？希望将古代文论进行转换，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中国文学理论，窃以为恐不免缘木求鱼。这种理论思路，说到底反映了我们固有的对待文化遗产的一种价值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