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本原：关于“文化为体制之母”的现实理解

周翠玲

　　多年来，“文化建设”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上的偏差。一方面，“文化建设”似乎更多关注的是各种文化设施的硬件投入建设和文化政策的运营；另一方面，一提出“文化建设”，就几乎等同倾力于文化的“重建”工作。当前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的提出，同样地至少在理论认识上仍存在着这种看法。立足于经济建设成就和繁荣的社会发展基础上，文化建设似乎是一项崭新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一个崭新的平台上重新筹划。本文认为，文化建设目标从来就是社会发展指标的必然的鉴定标准之一，政府工作报告从未忽略过文化在全局工作中的分量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但在实践的理解上，文化的割裂并非偶然，这不仅指传承着的传统，而且指各种文化资源。文化往往是“从头越”的表征。对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到实践廓清一些基本问题。本文主要讨论这两种认识偏差中的后一个问题：文化建设如何不等同于文化“重建”以及两者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文化为体制之母”是喀麦隆思想家埃通加——曼格尔，丹尼尔（Daniel Etonuga Manguelle）提出的，他本人是非洲研究、开发和管理协会的创办人和会长，曾任世界银行非洲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主持的协会参与了非洲西部、中部和南部的五十多个项目的开发，因此，发表于1998年的《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报告就具有现实的说服力。该报告以数据列举了非洲触目惊心的现状苦境后，提出了文化与变革计划：“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保存非洲文化，这一现存的最富人情味的文化之一。但是它必须得到新生，要从它内部发动这一过程，让非洲人既保持为非洲人，而又同时跟上时代。……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文化为体制之母’。较有效和公正的非洲体制有赖于我们文化的变革”。[1]在这里，他似乎论述的是文化与政治和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但是，只要对他全面论述的社会问题的根源进行考察，就不能不承认他实际上提出了“文化母题”这一根源和内核问题。其一，文化是内生的、不可割裂的血缘和生命联系，这是民族生命的源泉和根本；其二，文化的变革是最深层的变革，只有触动文化这一神经，才能实现全局的摧枯拉朽。这当然不是他的个体发现，只不过他论述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情况有类比的可能，本文愿意引入这一论述展开讨论。
　　“文化母题”的设定建立在如下的基本的思考上：1. 文化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2. 文化是一种对意义追寻的能力，是一种关爱情怀；3. 只有文化才堪为跨越时空和一切人为因素的成功和有效的连接链扣和交流平台。“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的观念和准则。”[2]

一

　　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行为模式，“文化”从来都不是凌空和虚无的。在整个20世纪，对文化所作的各种定义都趋向于把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视为文化的形式，就是说，人类的行为是“文化的行为”，而文化的行为就只有模式和形态上的差异而没有行为目标的差异。这里谈的行为目标是指人类的文化行为就是指为了提升人本身的生活品质和精神极地所作的一切努力。20世纪大量的文化成果就是展示人对物质的改良和对精神的提升，如果我们把文化仅仅视为精神产品和上层建筑的产物，显然是狭隘和不合理的。在当今，文化作为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无疑也使文化显示出“物化”的趋势。那么，有助于本文讨论的是，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我们习惯上所认同的是精神层面的“提升”、“美化”了。既然它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方式和目标的总和，那么，它就有可能和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建设能力——自始至终就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衡量指标，更直接地说，鉴于文化以人为本，文化建设的目标就可设计为对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
　　但是，在近二十年间一直实践着的（至少现实情况如此）“先经济，后文化”的建设程式，甚至被典型化为“搭台与唱戏”的关系，这一种“顺序”实际上模糊了两个事实：1. 文化是一种本然的存在，不论何种社会形态和经济状态；2. 虚化了文化本来的功能以及社会意义。首先还原这种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一）文化方式自始至终地存在——以检讨岭南文化研究为例
　　初版于1935年的《文化模式》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贯彻其中的理论灵魂是“文化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论”。对于“文化整体观”，她的导师弗兰兹• 博厄斯在该书的序言写道：“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一种文化的意义这种愿望，迫使我们设法把标准化行为的描述也仅仅当做迈向其他问题的垫脚石。我们必须把个体理解为生活于他的文化中的个体，把文化理解为由个体赋予其生命的文化。”[3]在此，文化整体观被视为文化研究中最基础的背景，它提供了完整理解“文化方式”存在的土壤。该著作对整体观的考察和描述包括了文化血缘的沿续、传统的传承和变异、个体与整体的模式选择等，这也是基于文化平等基础上人类平等的观念的完整表述。总括而言，整体观使“文化方式自始至终地存在”不容置疑。 她告诉我们，只要循此道而行，文化是有根的并且隐藏无可限量的力量。
　　近年来致力于地域差异性的岭南文化研究恰恰在整体观上出现了方法上的偏差。这一研究试图整合文化形态上的诸种特色，建造一个独立模式的“岭南文化”。但显然，特色的寻绎和整合并不能必然地展示岭南文化的发展进程。在这里，借用“模式”一词，可能更方便地表述岭南文化不过是对无限种生活方式作出选择的结果，而选择的条件是已经被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广泛认同的如地理、风俗、价值观等普泛性原因，这些特性、差异造就的个体化应该使文化共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得到有力的支持。但现实并不如此。
　　其一，试图使“岭南文化”以独立模式发展的研究着力的是地域个性，由于整体观的阙如，造成了与中华文化的本源的分割；其二，地域特色的研究中，分散的材料并不服务于对岭南文化的起源的追溯。但是，“文化方式自始至终地存在”已经为人们的寻根提供了深远的背景，正如《文化模式》里指出的：“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文化之中，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探索每一文化整体的兴趣。人们愈来愈感到，脱离了一般背景，就无法理解文化的一般特性……这种整体化的思考方式把地域特色作为背景而不是主体。这样做的优势就是，它避免了分离——因为分离造成了文化史的多种源头，这不是科学的结论。”[4]显然，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文化不可能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尽管研究成果可以表明其发展的姿态是多么的多姿多彩。研究方法上的偏差直接导致的问题是：制约了对岭南文化本质归属的认同。整体与个体关系的分离、前提与目标的倒置，使岭南文化的研究不是建立在回到本原上。为什么2000多年的历史名城不显示历史之美？为什么文化的“无根之论”依然存在？仅仅用商城特质解释这一切显然是不足够的。进化论和地域文化分析的方法虽然都致力于阐明种种文化形式的顺序，但不可置疑的是，最终的目标还是回到本原——承认文化方式自始至终地存在并积极地发挥作用。在此，我们的研究方法应该致力于呈现它的本然状态：文化的内生和传承方式。

　　（二）回到文化方式中：能力、解释和选择
　　19世纪以来，文化学的研究已经沟通了与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联系，各学科之间已经不是作为彼此的辅助和支持，而是为文化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或者是更新了方向。这种方法上的发展，已经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文化历史的前景，联系和合作更为必要。可以认为，“回到文化方式”中，既是一个综合的理论概念，更是一个有效的认识手段。这里谈及的所谓“文化的方式”就是首先承认一切社会现象就是文化现象，一切社会的模式都是文化类别的一种，包括了远离人文的科学技术。
如果我们认识或者承认文化方式自始至终地存在这一事实，承认文化重建只是文化改革社会的力量的重新组合，那么，回到文化方式中就显得更直接和简单了。
　　本文认为，它的逻辑顺序是：文化能力的培育、文化解释系统的建立和文化选择的进行。
　　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查里斯•帕希•斯诺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一书，是他两次重要演讲的合集。文章中他提出了“科学文化”这一概念，论述了当今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在《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这一著名演讲中，他认为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它们彼此的分裂造成了社会的损失，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只了解一种文化，因此会对现代社会作出错误的解释，对过去进行不适当的描述，对未来作出错误的估计。“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最不寻常的特性之一，就是那些最根本性的选择不得不由少数人秘密地，可还是以合法的形式做出。然而，做出这些选择的人不可能对做出这些选择所根据的因素或它们可能导致的结果都具有第一手的知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和分离就是错误判断的前提。因此，这里就提出了我们在判断之前，必须了解全部，这就是文化的能力。本文同意“文化能力”是对社会的判断这一观点。事实正是如此，如果决策人在决策时仅仅依靠的是政策权力和专业知识，不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根源可能导致的各种态势，是危险的或者是冒险的。文化能力对决策的帮助不是停留在“全面情况上”，是如查里斯•帕希•斯诺认为的，是在过去与未来中寻找现实的通道。倡导培育“文化能力”具有确切的现实性。
　　在对社会现象的诸种解释中，文化的解释方式总是徘徊在精神层面上，是最泛义的，因此也似乎是最虚无的。建立文化解释系统，如果仅仅停留在学术范畴上，永远都只能是一个“解释系统”而非社会运作方式。鉴于人类的行为从来就具有诸种意义，而文化的意义就是改变程式和消除各种理解的鸿沟，在相互的理解上的协调平衡发展，正如消除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分裂程式一样。所以，它应该成为一个社会运行系统。
　　文化的选择主要是涉及到由文化建设目标而设置的文化评价标准问题。自19世纪中叶以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论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和文化经济学的挑战，这并非针对民族主义而言，而仅仅是人性的发展和需要而言。如果在这时候，我们仍充满幻想地相信某些地区、族群的野蛮礼仪风俗是文明世界不可分割的部分的话，这不是对文明的逃离，也是对文化观念的狭隘的思考。“饱总比饿好”，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公理就可指出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论中文化评价使用的“适应”论的偏颇。更优的文化可以造就更优的社会。没有什么比能提升人的生活品质更重要的选择标准了。这是先进文化的核心。究其实，文化评价是社会评价的总和，文化的失衡是文化评价标准的失衡，谁可以在标准的范式外发展？犹如没有人可以活在他从属的文化模式外。这一问题将在下文中展开讨论。

二

　　文化不是一个自全系统，既是变化中的因素也是社会变革的力量。本文把文化建设与文化重建间的关系拟表达为“文化变革社会力量的重新选择和重新组合”。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化变革就没有停止过，改变的仅仅是形式和方法而已。但是，文化变革的道路至今尚未通畅，这已经成为世界难题。“几乎不曾有人费心去设法倡导文化的改变。实际上，倡导改变文化的整个概念成了一个禁忌。”[6]
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与其选择一样困难。但是，这并不说明没有选择的可能。在当前的文化大省的建设旗帜下，怎样的可能的文化现实可以被呈现和应该被反映在政府的政策规划和设计中，这可以看做是“文化变革社会力量的重新选择和重新组合”的关键。

　　（一）文化共享：文化实践的最终目标
　　文化的共享指各种文化差异被选择作为共同的行为方式。这是对不同文化理解、尊重的结果。
　　基于人类平等的趋同性，共享是必须的。共享如何选择路径呢？20世纪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把文化视为一切行为的初始而非结果，肯定了文化是行为方式。既然人的行为方式就是文化方式，既然“文化”的起点已被大量的原始文化研究成果证明实现了共享，无疑，文化就是一切行为的起点。这是回到内核的有效途径。
　　有两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应该被正视。
　　问题一：在今天，没有人可以否认，文化的本质源于人而归于人。人类进步的所有努力无一不是为了提升生活的品质，因此，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此，生活方式是一种泛义的解释，包括生活态度、生命意义的追寻、生命目标的设计等等。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把文化建设的目标宏大化，最显著的表现是把文化看做是社会进步的标签和社会文明的口号，装潢化、专利化、标签化、象征化、符号化，等等。忽略了文化作为人的行为方式的根本意义，也就是文化建设的目标是为了提升人的生活品质。在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否认个人的文化贡献——离开人本身、离开生命意义本身讨论文化问题，无疑都将是毫无意义的。文化的大而无当正是由这些符号效果造成的。在今天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朴素地回到本原中考察一切文化问题，正是由于人本身的要求和发展，才产生文化讨论的必要和文化建设的必须。
　　问题二：讨论行为方式存在的不仅涉及到个人、个人与他者的关联，以及在这关联中呈现的生命状态，最关键的是要关注大众——组成某一文化形态的基础人群对生命意义的认识。
　　以关注少数人的、精英的、金字塔尖为主要取向的文化观念和倾向，就当前的社会条件而言，只可能是一种文化远景。所有的文化选择在表象是市场问题，而实质上是历史的选择和泛众的习惯选择。这也需要回到本原上才更具有说服力。地域特色被看做文化的差异，它的传承结果已经显示了它被选择的原因和可能。就一种文化习惯而言，它当然是大众习惯和接受的结果——所有有悖于这一规律的文化行为的命运不是被淘汰就是被改造。因此，与文化的本质一致，以共享为起点也应以共享为归宗。同时，共享，也是不同人群可以交融、交流和合作的最佳途径，这正是当今文化建设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加以澄清的是，通常所认为的广东的“大众文化发达”这一看法实在与事实不符。目前，就广东文化现状而言，“发达”的只是流行文化部分而非大众可以共享的文化成果和产品。我们要关注的是，假定社会可以建立一个文化系统，包括历史传统、城市资源、文化产品等，在这个系统中，大众到底可以享用到什么？在商业化的市场运作中，政府对文化设施的投入建设，如何充分考虑共享中的合理设计，如文化场所、票价，文化事业和产业的比例等。只有文化的共享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目标的一致性。

　　（二）对意义的追寻：文化情怀的培育
　　文化情怀，本文指的是以个体精神关注和考察人与整个世界的方式，这一方式首先赋予人以关怀世界与家园的意识。文化的平等是生命的平等。再进一步地说，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情怀——它是关于意义追寻的能力。
　　就城市文化建设而言，毫无疑问，城市的灵魂不是物化的一切，而是物化背后的生命。文化塑造人，对一切意义的追寻都是文化问题。显然，对文化问题的解答需要的不仅是文化学的专业知识，更是需要一种文化情怀，这可以是本尼迪克特追随的人类平等观念，也不拒绝呈现查里斯•帕希•斯诺对两种文化分裂局面的忧虑，它仅仅关乎意义，统括全面的能力的意义——一切问题其实都是人类的文化问题。与原始时代所有与生存相关的努力都被视为当然和必然相类似的是，今天人类的任何行为方式都有被关注的必要，只不过，对文化的判断标准使我们作出更优的选择。二元价值观面对多元化的社会已经无能为力，与其以“对错”来判断不如以“合适”与否来判断，正如文化与人的同体生存、协调发展一样。

[1]（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肆•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的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第120页。
[2]（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5月第一版，第18页。
[3]（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5月第一版，第2页。
[4] 同上。
[5]（英）查里斯•帕希•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5页。
[6] 同上书，第19页。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