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内圣外王”之道（3-2）

     日本民族的内圣外王之道

　
     作为现代经济大国，且被纳入西方七国经济体系中的“小日本”，除了现代科技文明和高质量的生产管理水平而外，更重要的是在它后面的原动力——日本的内圣外王之道。

    这股推动日本登上现代经济舞台尖峰的生命力，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结晶而成的。

    日本自古官方即派有“遣隋使”、“遣唐使”，同时更利用民间的学僧从事两国文化交流，到中国来取真经，或邀请中国大德前往日本，进行教化，从而奠定了其立国利民的建国大本。

    明治以来，更加速地吸取了西洋科技文明的精华，形成了“明治维新”，造就了“大和魂”，深远地为“大和民族”而服务。

    就是这股动力，使得日本得以傲视群伦，领先现代。

    日本民族的特点在于“自我的社会责任感”。日本民族的自我，是在肯定自我的同时又否定了自我的绝对化（受到禅文化“不生”思想的影响），自我的主体意识是与自我的调节相结合的，是具有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自我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辩证统一的，自我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就谈不上有真正的责任感；相反，没有对社会、集团的责任感，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就变成空洞之物。

    可以说社会责任感是日本文化中自我的一部分，首先表现在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所在，同时对社会又有独立的见解和独立的精神——内圣之道；只有这样，个人才有可能自觉地尽力维护社会的准则，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外王之道。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在其仿照《荀子·劝学篇》的文中引申了孔子：“一家兴仁，一国兴仁”的理念，强调“一身独立，一国独立之事”，道理也基于此。

    实现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即内圣外王之道，至关重要的是还原和坚持自我的主体性，其本质就是在社会合理的规范之下，将个人的本质天份与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样自我不仅免除了负面作用，同时更发挥了其正面功能，成为一种推动现代化的助力而非阻力，从而达到整体、群体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自我的目标。

    日本现代文化虽然接受西方自我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日本的自我价值观基于传承文化的特点，不同于西方单纯个人价值的实现，它既包含个人对自身的价值观，同时又包含社会对自身的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认同是多层次的规范，包括风俗、道德、纪律、法律、法规等，乃至小到红白喜事时所穿的和服等都有特定的规范：要求从服装的形和色来体现悲喜的气氛。总之，日本的自我是以群体意识来作为自身价值和规范的重要依据。

    这种自我和群体互相依存的心理价值观及由此而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要比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社会群体的影响力和规范力大的多。

    因为这是个体在群体中对自我的存在意义获得“自觉”的理解和行动，而不像西方人士对上帝的信仰，仅仅是一种“忠诚”意识在驱动。

    也就是说，群体的价值规范和认同，只有适合于自我和个性充分发展的情况下，群体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其内向力和凝聚力。

    正是这种内向力和凝聚力，使日本人总觉得互相依存于群体会给个人带来更多的安定感，与此并行而产生命运共同意识——和谐和团结胜于一切。

    “自我——群体融合”的行为模式，从日本的企业文化来观察，就更清楚不过了。

    一般说来，企业首先尊重职工的自我个性，然后要求职工对企业保持一种认同感，对企业优先“效忠”，同时辅以采取终身雇佣制度、家族主义管理方式等来加强职工的群体意识和归属感，使职工与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固的连带关系，从而成为企业发展以及个人发展的力量源泉。

    同时，自我、群体融合的行为模式是使自我和群体互相制约和补充，既要充分发挥自我的才能和创造性，又要以群体意识作为自我规范的依据，使两者都得到合理的协调，以达到整体的融合和同一化。

    日本的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经验证明：对任何一方过分强调都会偏失，比如对群体的强调，就会削弱自我的独立性；同样，对自我的强调，就会走上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

    日本民族在自我与群体保持微妙而复杂的平衡方面起着杠杆作用的，不仅是“忠诚”意识，而且主要是“中和”意识，以和求存于群体之中，保持一体的大和，并形成一种和谐高于一切的准则。这已成为日本人重要的心理特征，也成为决定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对于社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这种因素的维系和发展，正是日本的企业文化。

   日本的自我之所以能够实际发挥集团水平的行为主体性，就是将自我所属集团和自我同一化，自我的感情投入集团的倾向非常强烈，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可以通过集团的目标，来完成和满足自我的要求。

    如果说，西方的自我基本定义是建立在西方式人际关系上的一个完整的个人价值，那么，日本的自我则是根植于东方传统（主要是唐宋时代的文化传统）的社会系统上的个人和群体的和谐统一。

    这就是日本企业文化中内圣外王之道的实义。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日本文明》一书）

　

《菊与刀》摘录与阐释

　


    本书是一个美国社会学家对日本民族的剖析。

    日本人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规范之中。

    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它许多世界所组成的。

    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等。

    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哪个特定领域违反准则。

    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或“金箴”（圣经的训示），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箴言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来证明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伦理戒律。

    他们认为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必须注意磨砺，本性才不会生锈，即使生了锈，心灵仍会在锈的底下发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

    这种脱锈生辉的研磨方法，就是所谓的“自我修养”。

    一种文化的自我修养，在外国观察者看来，似乎说不上有何意义。

    在美国，自我修养的方法和传统不甚发达。美国人认为，一个人若在自己生活中找到了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必要时就会锻炼自己以求达到自己选择的目标，是否进行锻炼则取决于他的理想、良心或“职业本能”。为了取得事业的成功，他可以放弃一切娱乐，他的良心使他弃绝邪恶和轻率。

    因此，在美国，自我修养仅作为一种技术训练来学习。

    但是日本人却认为，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道比赛的人，或者是从事商业的人，都要学习和进行自我修养。即使那些不修炼的日本人也承认自我修养的术语和实践在生活中的地位。

    日本人自我修养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则不仅培养能力，而且要求更高。第二类，我称之为“圆熟”。

    在这种理念之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来发扬日本精神。

    在美国日常用语中，“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的意思往往是“不惜任何牺牲”，而且有“不惜任何自我克制”之意。

    但在日本“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却是一种自由的、自然的、自我的一种本分和内在的要求，没有丝毫被动或免强之意。

    因此，美国人想要了解日本一般自我修养的习惯，就必须对美国的“自我训练”的概念彻底改变，进行一番外科手术，把美国文化概念周围所缠绕的“自我牺牲”和“压抑”等不合适的概念割掉。

    在日本，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人士”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就像打桥牌一样，毫不会意识到这种活动是“牺牲”。（为什么我们的足球队员没有这种精神和理念呢？）

    只有经过自我修养才能生活得充裕，获得体验人生的能力。

    因此，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其理由在于能改善他本人驾驭生活的能力，比如，徒弟要在商业上出色地发挥作用，必须从小要学习“柔道”（比如俄国总统普京）。

    用他们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

    由于相互义务观念以及人们坚信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致使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忍受的行为。他们远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能胜任的行为，而不为自己找借口，也不象美国人那样经常把生活的不满归咎于别人。他们也不会由于没有得到美国人所谓的“平均幸福”而常常沉湎于“自怜”。他们已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

    “圆熟”是比培养“能力”更高的自我修养境界，这类修养的技术，西方人只靠阅读日本人所写 的有关著作是不大容易懂的，而专门研究这种问题的西方学者又往往不太重视它。

    一位法国学者在其著作中认为自我修养完全是“无视常识”，而认为最讲修养的“禅宗”是“集严肃的荒谬之大成”。

    可是日本人受到中国禅宗修养或技巧的影响，所要达到的目标却绝非不可理解。

    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人的精神和涵养。

    日语中有一系列词汇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者的精神境界。无论用于演员、剑术、政客、画家、商人、茶道宗师，它们都有共同的含义，仅举其中一个词：“无我”。

    这是禅宗用语，在上流阶层中非常流行。

    它所表达的圆熟境界是指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毫悉除”的体会。（人我合一，人物合一，天地与我合一的庄子精神）

    不管从宗教经验或世俗经验而言，这种体验犹如电流从阳极放出，直接进入阴极，中间毫无挂碍。没有达到圆熟境界的人，在“心”与“我”之间仿佛有一块绝缘板，禅宗把这种障碍称作“我执”，一旦经过禅修的训练消除了这种障碍之后，圆熟者的“内心”就好像电流在电路中自主也自由地活动，不借纤毫之力，不费纤毫之力，这种境界就是“一点”（制心一处，无事不办），行为与行为者内心达到一致。

    在日本，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也都想努力达到这种“圆熟”境界。

    他们还把镇静、遇事沉着与应付考试，讲演、商业和政治生涯都联系起来。

    在他们看来，培养“一点”（集中、专注）的涵养对从事任何事业都有无可争辩的好处。

    日本人修养的目标与技巧显然具有完全独特的性格。有些虽与印度的瑜伽训练相似，但具体而言，日本的修养术与印度的瑜伽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恰恰是受到来自中国禅宗传承的影响。

    日本的“悟道者”整天吟诗、品茶、观花赏月，并不取印度瑜伽苦行、禁欲断灭之道，完全是受到中国祖师禅：“饥来吃饭，困来眠”，“搬柴与运水皆是神通”，“是名士自风流，惟英雄能本色”的启示。）

    印度瑜伽哲学最终是进入到最高的大梵境界，即修行者最后证入到“梵我一如”的神秘境界。这种信条在日本并不存在，虽然说瑜伽的修行者要以最深的“禅定”证入最高的神秘境界。但是日本的修行者只把这种“禅定”当作训练达到“一点”的方法论。这明显是中国禅宗的“智慧的方法论”，而日本人活学活用去了。）

    瑜伽的神秘主义者说，最深“禅定”时，五官及一切都停止活动达到不可知的“大寂静”。

    而禅宗的修行者却不以为然，他们说，“入定”会使“六官”达到异常敏锐的状态，“第六官”即是“心”，通过“入定”（一点）可以使“心”（第六官）支配五官，能在（三昧）入定境界使“诸官皆敏”，更可多、快、好、省的利用五官来完成修养的使命。

    甚至在“入定”状态 之下，修禅者也不会想超脱于自身之外，或全不关心任何身外之事，而应如尼采描述古然希腊人那样：“保留自己的原样，保持自己市民的名义”。

    禅学者也不承认“入定”除了培养自我修养的能力以外，还能传授别的什么神秘能力。

    有名的日本道元禅师说过：“瑜伽派认为冥想（入定）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禅宗不采取这种荒谬的说法。”

    日本就是这种完全抹杀作为印度佛教和瑜伽教派基础的各种观点，他们把佛教也好，瑜伽派也好，修行的方法只当做完成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的方法，并且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

    它的成效就在现时现地，它使人们能够最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力道自如，恰如其分。它能轻易控制恣意妄为的自我，不躁不乱，遇到任何外力侵扰，都镇定自如。

    事实上，正是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

    日本从中国禅宗开始发生影响时就一直如此。十二世纪，两次入宋学禅的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的巨著就取名为《兴禅护国论》，同时，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禅宗产生了日本的茶道、花道、能乐、浮世绘，完全成了日本文化。

    人们可以设想，在十二、三世纪，日本的动乱年代，禅宗这种主张从内心直接体验生活和生命的修养方法，而不只是从经典和义理中去寻求冥想和真理，对当时的社会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以禅宗为最，则主张依靠自力，自己帮助自己。他们教导人们说，潜力只存在于自己内部，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内在的潜力。

    当时，在日本无论作为一个增侣，或作为一个政治家、教育家——他们都从事这类工作——都以禅宗的修行方法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完美主义。

    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禅所求者，唯在已身可发现的光明，其中不容许有丝毫阻碍，除去途中一切障碍……遇佛杀佛，遇魔杀魔，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方可自救。

    探索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任何第二手的东西。不论是佛陀的教导，祖宗的经典，或者神学的启示，“三乘十二教，都是堆废纸”。

    研究知识学问不能说毫无益处，却无法使自心灵光闪现，唯有内心灵光闪现才能使人顿悟，本自具足的智慧才能迸发。

    禅师们在于教给弟子如何求“真知”以达顿悟，最后必须在内心中开启智慧，确能在世法上完成修养和成效。

    剑术家的修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经常练习基本击刺的“能力”之外，他还必须学会“无我”。

    学人在学习“无我”过程中，禅师们会用相应的方法使弟子像通上电流一样地顿悟，产生智慧，完成修养的使命。（中道和实事求是）

    禅师为使弟子们拼命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是“公案”（正确的用法，在中国禅宗正式的用语是“参话头”）。字面的意思就是想“问题”。

    “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答案，（而是“借力打力”、“引蛇出洞”、“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此类“禅问”在十二、三世纪以前的中国曾使用过，日本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方法，但公案在中国已告绝迹（对一半错一半），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自我修养“圆熟”境界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

    禅的入门书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藏着人生的困境”，思考公案的人就象“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或“想吞热油铛”的人，“想叮铁牛”的蚊子。在思考公案之时，必须“忘我”地加步努力，最后模亘在内心与“公案”（话头）之间“我执”屏障被除去，犹如一股闪电，内心空灵，智慧灵敏，他就顿悟了。

    这种达到“圆熟”境界开悟的方法，借用中国一句现成的成语，就是“骑马找牛”，禅者要学的“不是网罟”，而是用工具捕捉的鱼兽”。

    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他们学的是“二难推理”，其“两格”皆与题旨无关。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心眼，现存手段即可达到目标。一切都是可能的，无需借助外力只需反求诸已。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探讨者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人们如何体会探讨真理过程中的连续的“无我”状况。）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人性的周围墙壁上，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走进了自我和自由的新天地，砖也无所可用了。

    公案既然参“破”了，功课也修完了。他们拼命钻死角，“为了修行”变成了“咬铁牛的蚊子”，钻到最后，恍然大悟，世界上根本没有死角，终于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一条到达智慧和中道的自在之路，获得了自由，从此能真实地，充分地“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不执着任何，该如何就如何）的境界，他们的“修养”成功地达到“圆熟”的目标。

    一切出色的人士都用这种训练以求达到“无我”，他们学到的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美的明晰的，不受干扰的感受；或者说，是学会了调整手段和目标，用恰当的努力，不多不少，恰好达到目的。

    甚至完全未经过禅修训练的人也会有一种“无我”的体验。比如，当欣赏“能乐”和歌舞伎的人陶醉于剧情而完全忘我之时，也可以说是失去了“我执”之时，手掌会出满了汗，这是“无我之汗”。当一个人全神贯注之时，周围的世界顿时象是消失了，也同样会出“无我之汗”；凡是身处此类场合，此类状态的人，都会进入“无我”之中，只有能体会“无我”的境界，人的意识才能升华，才能更加有效的完成修养自身的任务。这就是日本人的“无我”之观。

　


    中国企业家内圣外王之学的方法论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

    致知在格物。”


    《荀子》：“大清明”即“明明德”。


    唐宋之世——参禅悟道

    参要真参，悟要实悟。

    参即“参活头”，真参即“起疑情”——（调动全脑功用）

    悟即“明心见性”，实悟即参破疑情而自觉。

    “明心见性”即《大学》之明明德，此时才能起用（自觉），而后自发、自动以致至善（常做好人好事）。

    五祖：未见自性，修学无益。

    庞居士：“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

    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

    百丈恒：“心空即见性”，“明心即起用”。

    二祖：“觅心了不可得”。

    六祖：“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香严：“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法眼：“若论佛法，一切现成。”

    圆悟：“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金鸭香销锦绣廉，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以上皆为“明心见性”之事。（参看《禅与现代物理》P-63）


    宋元明之理学及心学——格物致知之学

    程朱之理学：“道问学”——致知。

    陆王之心学：“尊德性”——格物。

    王阳明之“致良知”，乃《大学》明明德之境界，只是一了而非百了，只是起步而非究竟。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用，能善能恶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方是“止于至善”之境界。


    日本——临济禅与曹洞禅及黄檗禅

    临济将军，曹洞士夫，黄檗出门便是中国

    荣西开创之“公案禅”——参活头。

    荣西之《兴禅护国论》。

    道元开创之“默照禅”——坐禅仪。

    黄檗隐元的东渡——开启明治以前的日本禅文化的精神。

    白隐禅师的恢宏——总结日本明治维新前期参禅之大成。


　


中国脑能开发研修内容简介

---提高全民素质 再创汉唐辉煌---

　

王绍璠

　



    一、遵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进行脑能的开发。其目的在于挖掘我们大脑中蕴藏的无限的潜能，增长我们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心甘情愿、多快好省地为人民服务。

    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圆融一切；生生不息，常用常新。对于脑能的开发，自有其完整的体系和方法；并能含融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的精华，来使自己发扬光大。大脑健全、素质优良，人人力争上游，更能显示泱泱大国本有的文明风范。

    三、左脑代表有形，右脑代表无形，全脑代表中通和圆融。全脑圆通的表现是：预立而不劳，从容而敏捷，无为而无不为。因此，脑能开发的最终目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即它并非使我们成为奇异或全能的超人，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四、脑能开发是一种革命性的智慧体现，它要求向上和创造，日新而又新。任何被动和机械，教条和僵化，狭隘和自满，不仅无助脑能开发，而且将阻碍、蔽塞其发展，终至大脑的退化和萎缩。大脑发育的规律是用进废退。因此，成功的脑能开发者，一定是勤于改造自己大脑惰性的人。

    五、脑能开发的方法，与爱因斯坦那个伟大的公式（E=mc2）内涵相吻合：你左脑放下越迅速，右脑解放越自在，你脑能革命的爆发也就越强烈，因而你智慧的拓展也将越深广，其极致讲导向“真理实相”的亲证。

    六、脑能致胜是人类步入21世纪的显著特征。脑能开发将使中国人进入脑能革命的时代，它必将引起思想上全新的突破。这种新的思想方式，甚至比新科学、新艺术更为重要：它开启了未知的大门，也唤醒了人们无限的创造力，科学的飞跃，艺术的创新由此而生，中国人的世纪亦由此开始。

    七、脑能开发有其生理和心理的指标，也有其社会和道德的基础，当然还要有科学上勇于进取和探索的品格。在特定的脑能时空中，大脑开发的程序展现为四个层面：

    1、找出问题；2、实际执行；3、知觉创意；4、确定创意

    当你依照这个程序，促使左脑（放下）和右脑（解放）协同发展的时候，真理（实相）就在向你招手微笑了。

    “智慧使你自由，行愿引你向上。”充分运用你的大脑去思考、去创新、去说话、去观察、去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