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霸权：权力与知识的联姻

——从《读书》说起

我和王蒙先生一样，对《读书》杂志有“现在回想起来谈起来给人以俱往矣的不胜今昔之感”。我觉得《读书》现象往深处点讲其实是一个“权力与知识之间”的严肃问题：权力与知识暧昧的结盟使学术赢得“霸气”；权力赢得“体面”。权力与知识的联姻就滋生出了“话语霸权”、“学术霸权”等怪胎。

曾经在北大亲耳聆听过沈昌文先生谈《读书》。我非常欣赏当年《读书》杂志兼容并蓄的办刊风格，尤其崇尚沈先生虚怀若谷的“无能、无为、无我”的“三无”理念。坦率地讲，当年由沈昌文先生主持的《读书》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践行了王蒙先生诠释的“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的编辑理念。读者的眼光往往是雪亮的，《读书》改由一两位知名学者主持之后，学院派风格立即凸显出来，的确有成为“有一定定见、有一派或一种观点、有很强的学派烙印思潮色彩……”的“学术贵族沙龙”之嫌，纯粹的书评文章和晦涩的学术评论成为主流，刊物长期尊崇且颇受广大读者青睐的思想评论性也基本上被学者型的主编所摒弃。

由《读书》杂志的“转型”我又联想起另一类似的个例。京城有家电视台办了个近乎家喻户晓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凡收看过该节目的北京观众都会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个几乎期期都以“警察抓小偷”之类破案题材为重头戏的法制节目，以至该节目在观众中又有“公安进行时”之别称。该节目的有关制作人员曾应邀到电台与观众交流，不少观众在热线电话中直言不讳地流露出对该节目公安报道色彩过浓的不满，抱怨说，与其打着“法治”的招牌，不如干脆改名为“公安进行时”。对此，几位节目嘉宾颇为尴尬，他们不得不向听众透露其中的缘由：《法治进行时》节目主编兼主持人是一位长期跑公安口并且与公安机关经常打交道的资深记者，制作公安题材的节目自然驾轻就熟，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走走捷径。我无意否认该节目为首都公安宣传的重大贡献，但这种几乎完全由节目主持人个人偏好或个人意志决定节目选题乃至节目风格的倾向是否正常、是否有“人治进行时”之嫌？这的确值得深思。

《读书》杂志和《法治进行时》节目这两个个例有着颇令人玩味的相似之处。在某种狭隘的自私心理或潜意识的驱动下，担当媒体编辑人的学者和记者都试图通过自己的话语权力改造或固守传媒的风格，这种“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语）隐蔽而体面地张扬了一种话语的霸权。其实，一个出色的学者未必就是出色的编辑，一个优秀的记者也未必就是优秀的编辑，用王蒙先生的话讲就是：“自己有能并从而以自己为中心搞自己个人的一套，虽然自己有所建树却失去了助力失去了磁性，这是中下。”遗憾的是，不少自命不凡的学者、记者等知识分子缺乏足够清醒的自知之明。

我觉得对“权力”这个概念应当作泛化的理解，权力不仅仅是“图章”的象征，不仅仅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宪政意义上的权力，同时也是学术、知识乃至话语的一种隐喻。在学术大师福柯看来，所谓权力乃是指各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形式，是力量不对称的平衡，并且权力不是属于某一个群体的有固定边界的东西，它是弥散的和无处不在的，因而知识、学术和话语也可能成为权力的表现形式，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联系的，因而主流话语往往是权力的一种“知识型构”。大家早已对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耳熟能详，我却为福柯“知识就是权力”的犀利观点所折服。西方教士手捧《圣经》，东方儒士熟读《论语》，也就意味着他们拥有了一种毋庸置疑的话语的权力，掌握某种知识的人似乎就拥有非同寻常的“话语霸权”。“文革”期间，无数狂热的信徒手捧象征绝对权威的“红宝书”念念有词，动辄以“最高指示”的名义搞“大批判”甚至打砸抢，话语式的霸权可谓登峰造极。

在知识急剧扩张的知识社会背景下，强权的形态也在不断地进化，它往往披着学术的知识的外衣张扬它的霸道，施展它的暴力。知识分子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的同仁——那些自以为拥有真理而想垄断和控制所有话语空间的独断论者，他们习惯于知识领域的“冷战思维”，热衷于拉帮结派式的“阵营分化”，他们隐蔽而迂回地张扬着自己的“话语霸权”。我曾在北大求学数载，对于学界的勾心斗角内幕早已司空见惯，诸如某位学科霸主拍拍脑袋出“观点”，一大帮门生弟子引经据典如法炮制一大堆文章为其捧场炒作，一旦有不识时务者胆敢向“霸主”挑战，“霸主”只需向弟子们稍作暗示，一篇篇措辞强硬的檄文就会借助某某权威刊物之“弓”发射出去。被誉为学术圣地的北大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党同伐异，那么当今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之恶劣也就不难想象。依我之见，某些博学的中国学者缺少的并不是知识而是反思知识的知识，缺席的不是喋喋不休的发言和大放厥词的鼓噪而是对自己与权力体系暧昧关系的批判性反思。诚然，知识是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凭借，知识是知识分子的通行证，然而知识也可能是知识分子“作茧自缚”的墓志铭，也可能成为麻痹知识分子的精神系统进而使其丧失反思能力的“鸦片”。

权力与知识之间往往没有绝对的分界线，权术与学术的置换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知识分子尤其应当具有反思性的自知之明，明白自己“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否则就可能出现“致命的自负”。当然要真正达至到沈昌文先生的“无能、无为、无我”的“三无”境界，不仅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