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日前称，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11月14日新华网) 

    　一边是我国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与日俱增，一边是鲜有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强烈对比之下，相信不少人会谴责企业社会责任之缺失、公民意识之淡薄；继而慨叹我国捐赠制度存在的重重瑕疵──谴责与慨叹或许能缓解一时的愤懑，但对企业捐赠的游戏规则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站在具有“经济人”特征的企业立场上来审视捐赠问题，或许能寻得一纸良方。 

    　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其实已渐趋苏醒，非典与海啸事件当中，不少企业慷慨解囊，履行一个“公民企业”的社会担当。但事后他们回头一看，发觉捐赠的整体效果──即企业的“收益”──并不明显。一些企业过多地注重媒体效应，虽其形象得到了一定提升，但不过是短暂一瞬；而对大部分企业来讲，由于捐赠形式的单一与盲目性，使得捐赠的收效大打折扣，捐赠心理也受到一定的挫败。 

   　 有钱不想捐，捐了收效小──谙习“成本-收益”权衡法则的企业在捐赠的两难困局下，难免产生“慈善惰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企业的捐赠往往是一种偶发性与暂时性的行为，没有将捐赠纳入发展战略与企业文化当中，没有将捐赠视为赢得长期商业利益的一项持续性源泉。而缺乏差异性的捐赠，又使得许多企业充当了“无名枭雄”，这显然是企业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所以，最好的捐赠办法，便是将企业捐赠融入企业战略，为企业捐赠拟定一个与企业经营业务有关的主题，然后制订出系统、详尽、个性的公关计划与营销策略，来突出企业的社会公益理念。以婴幼儿产品为主的强生公司把活动的目标集中于儿童安全方面，生产化学用品的杜邦公司侧重于对公益环保方面的投入，都获得了极好的效果──在这些企业心中，捐赠是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 

    　我国企业有必要以可持续的眼光去实践参与捐赠，并将捐赠计划、运作机制、激励措施等诸多内容规范化、制度化。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发现，虽然中外企业捐赠的领域基本上是相同的，譬如都是捐赠给扶贫、基础教育、弱势群体等。但是在捐赠的形式上，中国企业是以资金型捐赠为主，跨国公司则以技术、设备、产品和资金捐赠几种方式并行。这一点值得具有“一窝蜂”特征的我国企业警醒。 

    　“宝洁是盖房子的”“可口可乐是学校”———在宝洁与可口可乐公司捐建的希望小学上课的孩子们如是说。天真的言语当中，宝洁与可口可乐的慈善形象深入人心。虽然我国企业捐赠的外部环境有一定阴霾，但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应学着在企业内部构建一套良性的捐赠方案，一套兼顾企业经济收益与社会效应的营销体系──这或许可以叫做企业捐赠的“突围之道”吧。 

    　相关评论 

    　奢谈慈善之前，请先树立基本的企业责任观  

   　 说真的，中国许多企业确实非常吝于捐赠，这种吝啬确实也该被批评，毕竟企业不能只满足于做个“经济人”，还要做一个有责任感和道德感的“社会公民”。但是，企业责任是有层次的，道德培养需要循序渐进，而“勤于捐赠”是企业道德一个较高的层次，中国企业在许多非常低、非常基本的道德操守方面还欠很多债，根本还谈不上“养成捐赠的习惯”。 

   　 企业的社会责任链上包括哪些道德要求？最起码的应该是“不拖欠工资”，然后是“善待工人”，接着是“做纳税良民”，最后才能数到“勤于捐赠”。这是一种从小到大、从个人到社会、到有私到无私的道德序列。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史，实质正是延着这个道德序列而不断跃迁的。 

   　 而返观我们的许多企业，总体的道德水平太低级了。且不说做纳税良民，在最基本的“不拖欠工资”上，还相当地不尽如人意，每到年底，“欠薪讨薪”总会成为媒体最关注的新闻；“善待工人”就做得更不好了，许多企业对待工人的低工资、低保障、低权益常常受诟病，美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出台后，成为继反倾销、绿色壁垒之后，针对中国的新型贸易壁垒；“纳税良民”就更不用说了，许多企业逃税漏税成为家常便饭，“富豪榜”与“纳税榜”的不对称、暴利的房地产企业成纳税侏儒的现象即是明证。 

    　如此低的道德基础上，谈中国企业要“勤于捐赠”云云，实在是天方夜谭，实在是脱离现实的道德大跃进，这种滑稽，就好像问一个品质低劣的人“你怎么拾到金钱不归还失主”一样。我们有什么样的制度准备要求企业捐赠，企业有什么样的道德资源去倾向捐赠？这种道德大跃进，只能是一种问题泡沫，无助提升中国企业的责任感。 

    　所以，在中国企业寡于捐赠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务实一点，制度安排从“不拖欠工资”这个最低的道德要求踏实规范起，循序渐进的道德才能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