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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刘银花与生产线上女工相比年纪偏大,打工年限却不长。刘银花结婚、生子一直在江西农村,如今,她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守”生活,与在深圳打工的丈夫团圆。
刘银花的孩子在深圳关外一所公立学校上小学,深圳取消借读费的政策使农村“留守儿童”可随农民工父母进城,并免费入读城市公立学校。刘银花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家庭化”迁移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形态发生变化,从以前的劳动力“独闯”都市到携妻带子“家庭化”迁移。“男工女耕”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长期从事农民工生存情况调研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家庭化迁移是目前农民工迁移的总体模式。在深圳、东莞等农民工聚集地,甚至可以看到整个村子复制过来的群落,形成一个亚农村社会生活圈。在深圳八卦岭工业区附近,住着湖南平江一个村子的人。
生存压力
然而,房子与孩子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坎。进城后的农民工与普通市民无法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也无法享受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福利的同城化待遇。
目前,“家庭化”移民的农民工大部分“蜗居”在城市边缘,以降低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即使是300元的月租,农民工也往往选择几户人家合租。在广州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出租屋内,记者发现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常常是两户农民工家庭“拼”住,一户住里屋,一户住客厅,厨房、卫生间公用。
近年,尽管农民工收入逐步增加,但面对高昂房价,大多数农民工对在城市买房几乎“不敢想”。33岁的申明启来自山东菏泽,在深圳打拼10来年,如今晋升为厂里中层领导,享受住房补贴,月收入5000元以上,父母和子女都到深圳。
教育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另一个难解的心结。目前,只有深圳、上海等少数城市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孩子借读费,在大多数城市,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要支付借读费。
在广州工作15年的贺先生很想将妻子和孩子带在身边,但孩子上学的借读费让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他感到压力很大。
待解难题
农民工为城市繁荣做出很大贡献,现在他们有了移民定居的诉求,城市应帮助他们实现愿望。然而,安置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涉及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必然给城市资源供给带来压力,给城市公共管理带来挑战。
根据广东省政协专题调研组的调研报告,广东外来工子女以每年27万至30万人的速度增长。虽然困难,但政府和社会正在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真正变成市民作尝试。
深圳当代社会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建设公共廉租房是解决农民工家庭住房问题最实际的办法。
广东省社科院广东人口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郑梓祯认为,实现土地流转和户籍开放是实现农民工“家庭化”移民融入城市的重要一步。“土地流转和开放户籍是让农民工带上资本进城,以土地换社保,享受与市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享受基本的保障。”郑梓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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