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后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年岁的增长，其下一代已经长大，并越来越多地走向父辈们打过工的城市。他们年轻，视野比父辈更加广阔。他们常常因为自己的处境发问——在城市里，即便拥有偏安之一隅，但我们是城市人吗？能够像城市人一样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吗？正如一首时下流行的歌曲唱的那样，“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他们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一个群体。

    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业部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而这个数字每年都在递增。

    仅重庆，截至2006年末，在渝农民工数量已达400万人，每年向外输出的农民工也有300万人。在这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背后，他们的子女数量更是庞大。

    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法国著名政治学者、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MichelBonnin和Jean－PhilippeBeja博士曾就此做出判断：法国移民的第二代与中国农民工的第二代十分接近，而他们都被这个城市忽略过。

    在巴黎政治学院的一场学术交流会上，两位学者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在制约着中国的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考虑如何让农民工后代融合到城市社会中；要重视他们第二代的融合；要给他们跟城市人平等的待遇”。

    镜头一  高二女孩：再苦也不回去

    “就算再苦也不回去。”这话出自一个高二女孩张秋玉之口，她的老家在綦江永新镇。

    两年前，张秋玉以589分考入了重庆辅仁中学。母亲程碧兰怎么也没想到女儿能考入主城的高中，回忆两年前拿到通知书的那天，程碧兰依然很激动，“我女儿过了联招线的，没有出择校费。老家的学校让我女儿留下来，条件很好，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到城里好。”

    正是由于女儿的出色，程碧兰全家在主城团聚了。此时，她的丈夫已经在主城有八九年的工龄了。平时程碧兰跟着丈夫一起接些家装之类的散活。算下来，他们家一个月的收入也有1000元左右，除了要支付生活费和赡养老人的钱外，剩余的钱要交女儿的学杂费，还要为女儿将来读大学存上一部分。张秋玉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在2000元左右，还有每个月400元的生活费。

    为了节约开支，张秋玉全家住进了南岸区的阳光公寓——— 这里是政府给农民工建的廉租公寓，房租每天仅为1元。他们租了一间大约20多平方米的屋子。“女儿寄宿，一周才回来住一晚上。”

    如今的张秋玉俨然一幅城里姑娘的模样——— 拉直过的头发随意地披着，穿着藏青色呢子大衣，怀揣着一款粉色的夏新手机。程碧兰说：“手机是女儿在福建打工多年的舅舅寄过来的，50元话费可以用两三个月。”

    记者来到她们家参观，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破旧的沙发上放着几件衣服，靠门的矮柜上整齐地摆着碗筷，一切都井井有条。张秋玉的床头贴着三好学生奖状，床上还放着一个洋娃娃。

    有一张城市户口，要一份保障，程碧兰说，这是她最大的心愿。

    镜头二  城市户口：父亲的骄傲

    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能是农民工教育子女做城里人的重要“法典”。信奉这个真理的孩子，在闯入象牙塔的时候，命运已经悄然改变。

    从一名搬运工，到今天的劳务经纪人，叶家发上世纪70年代就进城打工。1988年，头脑灵活的他瞄准了劳务市场。如今，他已成为一名资深的劳务经纪人，家底不薄。女儿的嫁妆，以及儿子结婚时的新房，叶家发都出手阔绰。

    对于物质的满足，叶家发已经觉得不算什么，最值得骄傲的还是自己的一双儿女。大女儿叶春秀是重庆第79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儿子叶兴伟则就职重庆第八人民医院。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取得了城市户口，做了不折不扣的城里人。而姐弟俩说起自己的“成长史”，异口同声地称“不容易”。

    “天刚亮就背着书包，走好几公里的山路去上学，做功课时遇到难题也只能自己琢磨，很少拿到零用钱，学校开家长会永远只有母亲去……”回首过去，兄妹俩不少感慨。“我们很小就明白这样的道理，要真正成为‘城市人’，只能靠自己奋斗。”大姐叶春秀说，她从小就告诉自己和弟弟，“只有得到一份受尊重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才能真正改变命运”。

    镜头三  钢筋工：最大的寄托是儿子

    每天早上7点，文代军便与父亲文远光一起走出家门，坐上驶往五里店的公交车，目的地是鲁能星城的工地，父子俩都是工地上的钢筋工。

    文代军15岁时就从初中辍学，离开了江津农村老家来主城打工。虽然刚满22岁，但文代军已为人父。“我前年结婚，生了个儿子，嘿嘿。”文代军满脸笑容。“按农村人习惯，20岁出头结婚生子不算早。”坐在一旁的文远光接过话茬。

    “我对读书不感兴趣。”文代军告诉记者，他从小学习成绩就不好。“我想进城打工，到城里看看。”文代军现在的手艺，是父亲传给他的。

    “最开始我也希望娃儿能多读点书，拿到大学文凭后进城做些体面的工作，但他却不是读书的料。”虽然至今仍对儿子没能按照自己意愿成为体面的“城市人”而遗憾，但文远光对现在每个月能和儿子在项目部各领到2000元工资的生活，感到很满意。

    文代军现在最大的寄托就是儿子，他说：“我就是希望儿子可以办城里户口，以后做一个地道的城里人。”

    镜头四  留守儿童：不一样的城市梦

    那些被留在老家，由老人抚养的农民工子女被称为“留守儿童”。

    南川区三泉镇马嘴小学就有着600多名这样的少年儿童，其中14岁的张雪，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学校每个都会进行月考，每次成绩出来后，老师要根据考试的总分和平时的综合素质，发放月考奖学金，第一名有30块的奖金，张雪自豪地说：“我从初一开始每个月都拿到30块。”

    在同学中，张雪算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女孩了，不仅多次来过重庆，而且还因为父亲在广东打工，去年暑假她还去了趟广州。对于外面的世界，张雪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到一个贴切的词来形容，最后用了一个字总结——— “好”。

    张雪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主持人，我羡慕他们的口才和美丽的外表。”她还用奖学金订了《演讲与口才》杂志。

    与别的孩子不一样，张雪不介意人家称她为“农民工子女”，她很自信：“农村的孩子能吃苦，城里孩子做得到的我一样能做到，我要证明给他们看。”城里孩子物质条件好，她表示“羡慕”，还说“我以后不仅要做一个城里人，我还想出国，把父母带到国外去”。

    与张雪同班同学，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罗永欢没有张雪的远大抱负，虽然月考奖学金，她每个月也能拿到10元或者20元。罗永欢的父母都在福建的一家制衣厂工作，照顾她和3岁妹妹的是奶奶。

    罗永欢告诉记者，她从来没去过重庆，而在襁褓中的妹妹却比她幸运，还在福建住过半年，她说：“我太忌妒妹妹了。”罗永欢的理想是当一个白领，她对白领的理解是“很高尚、工资高”。然而矛盾的是，罗永欢心中的“城市”并不那么美好，混浊的空气、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甚至犯罪，就是她脑子里的城市。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城？”对于记者的提问，罗永欢给出的解释是：“进了城才能证明我的成功，我可以在城市里挣钱，然后有了本钱回来建设家乡。”

（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