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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7-05-05 (阅读次数: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


责任编辑:张页维  ︱ 来源:中国改革报 ︱ 发布日期:2006-8-16
    自20世纪20年代始,由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及当时中国国内天灾人祸,如连年的水旱灾害、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走向崩溃。在国内外双重危机的打击下,我国农村日益凋敝,如何挽救当时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应遵循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为此,从2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而农村建设又成为当时争论的中心议题,究竟应该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也就成为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一论战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40年代后期。这场争论由此也分成了若干派别,如“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先农后工派”、“调和派”和“革新制度派”等等。在这一争论的过程中,不少著名的学者都先后卷入其中,如章士钊、梁漱溟、陈序经、马寅初、千家驹和费孝通等。众多学者对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农村建设的各种因素,中国农村的特殊条件,中国农民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了解这场争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诸多启示。
    以农立国派
    “以农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时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赴美留学归国后任江西农学院院长的董时进,以及“以农立国”实践派、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主张振兴农业从而发展工业。其原因在于,首先,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以农立国”可以充分发挥优势。董时进就认为,“中国有长远之农史,广大之农地,良善之农民,宜发挥其所长,不宜与西人为我占劣势之竞争”。同时,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工立国”不占优势,董时进从工业社会发展的空间不大以及外资对中国的入侵等原因为由认为中国不宜工业化。章士钊则从农业国和工业国的政治道德和法律习惯的差异出发,认为农业国讲节欲、尚清静、重礼仪、尚简和恶讼,而工业国则崇尚奢侈、纵欲、言建设、标榜平等等,因而,通过对农业国和工业国两种情况的比较,可以得出工业国和农业国两种精神的差异,即“‘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乃史公语),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这样一来,在章士钊看来,中国应该重新回到封建的农业时代,达到“以拙胜巧”的目的。章士钊的想法就是对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思想统统抛弃掉,重新回归农业社会,才是立国之本,用杨明斋的话评价章氏之语是“奇想天开之言”。其次,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先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梁漱溟认为,农村的发展对城市工业发展的意义重大,“中国的根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否则,“农村崩溃是第一步,都市破坏是第二步”。
    关于“以农立国”的路径。“乡村建设派”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政治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晏阳初则认为,进行农村建设应该是“全面的建设”,他提出了“开发民力,建设乡村”,所谓的“开发民力”,就是要“开发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组织力”,源于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愚弱贫私”,所以要“知识、生产、健康、组织”。
    总体而言,“以农立国派”的队伍中成员复杂,有着各种流派,但从根本上说,是我国长期经济落后、小农生产占优势的历史传统的反映。因此,他们或主张把中国拉回到封建农业时代,或出于痛恶现代工业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或处于深感需要振兴农村经济,有的则纯粹出于一种农村乌托邦的思想。但是,由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因此,他们对于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诸多思考、方案要么是空想,要么在实践中遭到失败。
    以工立国派
    在这次大的论战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是众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有留法背景、组织过社会民主党的孙倬章,曾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和中国“二大”的杨明斋,时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任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景超,曾留学哈佛大学、后在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任教的张培刚等人。
    “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以工立国派”的主要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从经济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经济扩张时期,中国不发展工业,必然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此外,发展工业可以人民的生产力和财富迅速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迅速,同时可以使有限的土地容纳过密的人口,从而可以吸纳农村新增长的人口,进而可以复活农业,增强农民的购买力,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其次,从政治层面而言,从大的角度讲,恽代英就认为,能够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想要改变殖民地的面貌,改变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局面,必须发展工业。具体到国内的民主政治,孙倬章认为,两种分歧是关乎保存专制政体还是实现民主政治。因为在农业时代“农民不独偏于保守,进化太慢;且愚昧顽固,无参与政治的能力,不易实现完善之民主政治”。再次,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角度而言,发展不发展工业,将成为文化科学技术的落伍者。
    关于工业化的途径。“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知认为,发展工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机制方面采取如下途径:其一,工业生产的资本问题,就是要“强迫统制消费”,储蓄资本;其二,人才和技术,就是要“积极普遍推行生产的教育与训练,培植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救济失业的有用青年”;其三,要“讲求科学管理和生产统制”。很显然,吴知在这里所谈及的关于生产统制的问题在另一位“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张培刚那里得到呼应。张培刚认为,工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应该以苏联为榜样,“把全国的经济统制起来,走上工业化的大路”。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应该说,当时的许多主张“以工立国”的学者深受苏联的影响,而新中国成立后所采取的工业化道路一些政策和机制则更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烙印。 
    “以工立国派”强调发展工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比如,孙倬章在主张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农业发展的一些政策:如从经济上设立农业银行,提倡信用协作,从经济上援助农民;从法律上,在地租契约方面给予农民以法律上的保护;从教育上,设立农校,使农民接受普通的农业知识,掌握农业机械的运用原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等。
    “以工立国派”关于工业化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以及对中国科技的发展的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源、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以及工作机制的思考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他们所提出关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对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振聋发聩。不足之处是,他们强调要与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要求政府维护关税、货币的独立性,阻止外国商品的涌入,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但在当时“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另外还有“先农后工派”、“调和派”、“革新制度派”等学派都提出了自己解决中国当时问题的思路。
    当时的争论给予我们的启示
    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重温这一段关于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中国究竟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都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先贤们无论处于怎样的立场,他们对于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满腔的热情和理性的思考。为此,也给予我们带来诸多的启示:
    1.20世纪20末到40年代的这场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发展路向所展开的进一步的争论和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主义回应的同时,对西方的文明估价由最初的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进而涉及到精神领域,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历史的进步。
    2.这场争论中对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和政治民主的关系、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和困难,如何发展农村、建设农村,如何革新农村旧的生产关系进而建立新的农村生产体制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是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对于中国今天所进行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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